外企为何屡屡违法？
2008-05-09 13:14:46.0
外企为何屡屡违法？
文/鹰临天下
外资企业是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中外合作企业的统称，中国人一般称之为外企。
以前非常风光的外企，近年来可谓负面新闻不断。从东芝电视机、三菱帕杰罗、东芝笔记本、索尼相机到苏丹红、碘超标、博士伦眼镜、可致癌童装，再到肯德基、麦当劳非法用工和沃尔玛、家乐福规避劳动法突击减员，外资企业光鲜的公众形象早已蓬头垢面。
但这还远远不是问题的全部。据媒体透露，在华造成水源污染的外企已达260多家，造成空气污染的外企有50多家。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10年中，仅有关部门查处的外企商业贿赂案件就达50万件之多，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而且还在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又据税务部门透露，外企在华每年避税300亿人民币以上。
外企内部员工的抱怨声也是不绝于耳。很多员工反映外企大量存在着长期超时加班的违法行为，并常常以各种理由拖欠员工加班费，还不给员工购买工伤保险。与此同时，外企普通员工的薪水已没有吸引力。
外资企业曾是大家普遍向往的地方：工资高、待遇好、制度完善、实力雄厚、运作规范、遵纪守法、公平竞争、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何在中国不但没成为“好孩子”的榜样，却成了“坏孩子”的典型？
资本不是天使，它与生俱来就带有逐利的冲动，而且往往带有血和肮脏的东西。对此我们要理性对待，没必要因此对外资企业抱有民族情绪。中国的资本并不比外国的资本更仁慈更善良更有人性，黑砖窑、黑煤矿和频繁发生的矿难就充分说明了中国资本同样是没有道德底线的。绝对不能因少数外资企业的违法行为而对所有的外资企业产生偏见，这不是全球化国际化的视野，也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但如此之多的外企发生如此严重的问题，不能不让我们警惕。如果目前仍然享受如此之多优惠政策或“超国民待遇”的外企都不能合法经营，我们又怎么能要求不享受优惠政策的民族企业合法经营呢？连合法经营都做不到，又哪里谈得上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个中原因比较复杂，简单分析有以下四点：
首先是中国的法制建设还不健全。一是中国相关法律制度滞后，让外资企业钻了法律的空子。二是中国法律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不够，处罚力度偏轻，违法成本极其低廉。三是有些法律可操作性不强，司法解释太笼统太含糊，让外企钻了法律漏洞。既然违法成本如此低廉，那么知法犯法又何妨？虽然它们名义上是为了经济利益，但实质上是藐视中国的法律和中国政府的权威。
其次是地方政府有法不依。有的地方政府患了“外资依赖症”，盲目迷信跨国公司，打着“与国际接轨”的口号给予某些外资企业“超超国民待遇”，主动替外资企业“扫除”一些制度上、法律上的“障碍”，甚至还规定未经当地政府允许不得到外资企业检查。这种行为更给企业违法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使得一些外商越来越无所顾忌，屡屡违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再次是相关部门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既然地方政府大开绿灯，相关职能部门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就毫不奇怪了。平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出了问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帮助外资企业封锁消息，限制举报者的人身自由乃至非法拘禁。中国还不是法制政府、法制社会，各级官员的政绩评估在很大程度上受上级喜好影响，也只能唯长官之命是从。
最后是维权困难。无论是产品质量的受害者，还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抑或是合法利益受损的外企员工，维权费用都非常高昂。呼吁已久的团体诉讼迟迟未能出台，法律援助也非常薄弱，基本上堵死了平民百姓的维权之路。即使有足够的财力和时间，有关部门对此也不热心，少数部门甚至百般阻挠、刁难、侗吓，唯恐因此影响地方政府的政绩，唯恐因此影响个人的政治前途。
以上四点只是众所周知的表面原因，基本可以归绺于政府不力。但为何听不到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的声音，更看不到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的监督，难道政府是“一个人在战斗”？难道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就对外企违法无动于衷？为什么会这样？
这正是鹰临所要探讨的外资企业屡屡违法的深层原因：
第一条原因就是中国社会尚未形成对外资企业的全面监督。
一个民主的现代社会是由政府、非政府组织、公民组成的，三者缺一不可。非政府组织又可分为官方非政府组织和民间非政府组织。官方非政府组织基本对外企违法无能为力，表现在：
（一）是通过工会途径来保护外企员工权益是不现实的。目前中国的基层工会组织已基本瘫痪，外企工会也同样如此。更高一级的工会既缺乏为劳动者（包括外企员工）维权的动机（享受公务员待遇），也缺乏为劳动者（包括外企员工）维权的能力（专业技能、法律人才和博奕能力），更缺乏为劳动者（包括外企员工）维权的良知责任、职业道德、公正精神和人文关怀。当然工会难有作为的更深层原因是因为现行法律对工会的地位和权力缺乏具体的规定，使它难以与其他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各级工会包括外企工会承担各种政治任务似乎成了主要任务，维护工人权益的职能倒退而居其次。
（二）是指望行业协会来敦促外企自律也是不现实的。行业协会代表了一种民间公权力，在发达国家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无论是中国的官方行业协会还是民间行业行业协会，目前既没有社会的广泛认同，也缺乏与发达国家类似的法律授权，也没有行政部门授予的权力。这种合法性的缺失限制了我国行业协会功能的发挥，近期内难以指望通过行业协会来规范外资企业。长期的“超国民待遇”也宠坏了外资企业，外资企业可以无视强势的政府部门，又怎么会把弱势的行业协会放在眼里？又怎会加入协会作茧自缚？
比较之下，中国的媒体、民间组织和公民就非常值得尊敬了。鹰临衷心的感谢他们，正是他们不顾重重阻挠乃至冒着生命危险，揭露了这阳光下的一个又一个罪恶，见证了中国民主法制的一个又一个进程，正是他们代表了“中国社会的良心”。
对于工业社会而言，个体的声音微不足道，工业化大生产的轰鸣能压倒任何最强势的个体声音；对于信息社会而言，个体的声音同样微不足道，很快就会湮没在信息海洋中。所以个体必须联合起来组成各种组织，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才能维护自己的乃至公众的权益。因此民主国家非政府组织非常发达。但目前中国的民间非政府组织的力量还太微弱了，还不能与外资企业平等对话，以致于外界听不到中国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的声音，看不到中国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的努力。
第二个原因则是缺乏与国际国外的非政府组织及主流媒体的联动机制，缺少对外资企业的国际监督。
中国政府一向重视与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沟通，但与国际和国外的非政府组织缺乏有效的沟通，这可能与中国几千年的体制有关。中国政府是强势政府、强势行政机关，潜意识中也就认为外国政府也是强势政府，以为政府就可以代表整个社会和所有公民，所以政府间的沟通谅解就够了。
这种情况源于我们对国外的宪政体制不甚了解。现代民主国家是三权分立，政府仅仅是立法机构的的执行机构而已，重大事项必须经议会批准。
在发达国家中，公民的力量同样是弱小的。虽然选举时是一人一票，但选举之后如何监督政府？官方组织是议会，民间组织则是各样各样的非政府组织。事实上议会也算不上是公民代表（议员属于代议制），非政府组织及媒体才是公民代表。虽然各种非政府组织及主流媒体的主张是截然不同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但它们能影响政府决策和议会表决。
而且，很多非政府组织及主流媒体的意见与议会和政府往往是对立的，这在民主国家中是屡见不鲜。与官方的沟通越好，很多时候却往往导致这个国家公民的更多疑虑。因为发达国家公民从来就不认为政府有多好有多纯洁，所以必须加以监督。
非政府组织及主流媒体能对政府和社会施加多大影响呢？从中国玩具事件中可以体会一二。
美国美泰公司因芭比娃娃而闻名全球，于2007年召回了2020万件中国生产的问题玩具，其中 85%的产品是属于美泰公司设计不当引起的。然而几乎所有报道这次事件的美国媒体都是这样写的：这些产品主要由美国厂家从中国进口，所使用的油漆或表面颜料含铅量达危险水平。甚至象《时代》、《纽约时报》这样著名的主流媒体也做了大量的不实报道。美国制造商协会、美国塞拉俱乐部等非政府组织也都推波助澜，中国产品一时是风雨飘摇。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这是戈培尔的名言。在这次事件中，发达国家的公民也被蒙蔽误导了。虽然美泰后来为此向中国道歉，但造成的恶劣影响已不可挽回。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公民容易被蒙蔽误导？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些跨国公司的形象是非常令人尊敬的。不仅有令人放心的品牌、质量和服务以及管理、技术，给予员工非常优厚的薪水和福利，还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既然它们不可能出问题，那就只有中国的制造工厂出问题了。
欧美国家的消费者在享受经济全球化的好处时，可能他真的认为“世界是平的”：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下，欧美消费者得到了物美价廉的商品，同时也为中国工人带来了工作机会和报酬，而且这些报酬要远远高于中国的工资水平。
但他们可能不知道，中国企业得到的收入微乎其微。一个芭比娃娃卖6.99美元，中国企业才得到了35美分。如此之低的代工费还经常被跨国公司以种种理由克扣，“血汗工厂”的出现也就毫不奇怪了。跨国公司此举难道不是在“逼良为娼”吗？是有社会责任感的表现吗？
但如果我们不沟通不解释不通过有效的途径说明情况，国外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媒体、公民怎么可能知道这一切呢？就是中国民众，不也是这几年才知道真相的吗？
既然中国缺乏与国际国外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必要的沟通，别人不理解以至指责我们就很正常了。指责别人“妖魔化中国”是极其愚蠢和极其不负责任，难道中国的儿童就不在被这些含铅玩具毒害吗？这种害人又害已的黑心工厂难道不应该被谴责吗？
其实不光是外资的中国代工厂沦为“黑心工厂”，媒体披露的迪士尼、沃尔玛、耐克、富士康等外企“血汗工厂”还少吗？此前我们给外资戴的高帽子是不是太多了一些？外资企业是为了利润而来的，不是来当救世主的。以前全是正面新闻“一面倒”，现在则是负面新闻成堆，本国民众都难以转得过弯来，外国的非政府组织、媒体、民众又怎么能够理解？
第三个原因是外企的强势地位造就了少数外企频频违法。
中国经济增长依靠“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由于内需持续低迷，经济增长更多的是靠投资和出口。中国外贸依存度高达80%以上，其中加工贸易又占57%。据《2006年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白皮书》披露，迄止2005年末外企员工已达到2500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员的10％。这10％创造的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28.6％，创造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31.41％。
据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2006年8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在39个工业行业中，外企在23个行业中占有优势地位。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外资公司的产品已占据1/3以上的市场份额。外资企业在高新技术出口领域占据了80%，90%的出口产品使用的知识产权来自国外。
中国的复杂性在于，中国有很多假外资企业（实质上是内地资本），但也有很多假中资企业。如广东发展银行、华夏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等银行，中国平安、新华人寿等保险公司，蒙牛、双汇等中国名牌，其实都已经被外资控股了。所以，要统计外资企业的真实实力是非常难的，但外企的地位的确越来越强势了。
值得深思的是，外资企业的强势地位有很大一部分出自政策因素。中国的很多行业都采用了先对外开放再对内开放的策略，外资企业凭借超国民待遇和避税手段，使其能以较低价格开拓和占领国内市场，已对内资企业产生了巨大的挤出效应，大大压制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换言之，外企产生了明显的“挤压效应”。
同时在“市场换技术”过程中，往往以外资母公司的内部技术转让代替技术引进，以购买专利和许可证代替技术引进，以外购成品半成品代替技术引进，只要一形成市场垄断就中止技术更新，再加上外资母公司的技术锁定，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极为有限。换言之，外资并未明显带动中国的技术进步。
但外企的话语权不断扩大却是不争的事实。从外企动辄以撤资来威胁地方政府，到各式各样的为跨国公司游说的利益集团，再到54家跨国公司联合上书国务院，不得不令人警惕。
第四个原因是中国民众的盲目崇拜助长了少数外企屡屡违法。
中国民众似乎从清末开始就对外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崇拜，不光体现在对外国产品的顶礼膜拜，更体现在思想深处的“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这当然不是一个大国国民应有的健康心态，但大众的认知是如此顽强，以至于外资企业都被神化了。
不要以为外资企业就是法律和道德的楷模，它们在本质上依然是经济动物，仍然崇尚狼文化。即使在本国，外资母公司依然是狼，只不过给套上了镣铐。政府、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公民都在时刻提防着这个经济怪兽、资本魔鬼，不惜以最挑剔的目光给以最严厉的审视。在这种氛围下，外资母公司不得不倍加小心，在本国宛若柔顺的小羊，以此来博得各方的信任。鹰临倒不认同发达国家的法制一定健全以致无隙无钻，而是因为法制国家的法制威慑力是如此之强大如此之严厉，以致于没有人敢轻易钻这个空子。
但法制国家并未对因此有最丝毫的松懈，他们深知资本是会吃人的。至于企业社会责任，那是与人权运动、消费者运动、环保运动及劳工运动一起努力的结果，而非企业的自愿选择。外资母公司就是因为发现消费者愿意花更多的钱去购买富有社会责任感企业生产的产品，才积极参与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
只要离开了这种环境，少数外资就一定会露出唯利是图的本来面目。对这一点中国民众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而不是盲目的崇洋媚外，天真的把外资企业捧上法律和道德的至高点。要成为大国公民，就得走出外资企业就是法律和道德楷模的误区。
第五个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分崩离析的诚信体系怂恿了少数外企频频违法。
毒粮油、毒奶粉、有毒鱼、毒食品、毒蔬菜、毒品……假药、假酒、假烟、假名牌、假化肥、学术造假……黑大米、黑煤窑、黑砖窑、黑心棉、黑心店、黑社会……伪造印章、数字、批文、专利、发票、凭据……再加上豆腐渣工程、注水肉、红心蛋、以劣充好、水货、矿难……，真的难以置信这是在中国——一个以“礼仪之邦”著称的文明古国每天发生这样的事件！如果这样的国家都以诚信自居，试问哪种国家不是诚信国家？如果这种企业都有发展前途的话，全球还有哪个企业没有发展前途？
与此同时，“不要学中国人”甚至成了发达国家的共识。与其指责这是在妖魔化中国，还不如扪心自问下：这难道不是中国的现实吗？中国还有哪个地方找不到假冒伪劣产品？
究竟是中国企业的诚信缺失导致了中国社会的诚信危机，还是中国社会的诚信缺失加重了中国企业的诚信危机，差不多已成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鹰临天下必须指出，当前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对外企过激的言论，并非出于民族主义情绪，而是出于中国社会的诚信危机。在一个缺乏信任的社会里，普通民众无法判断一个外企是否真是令人尊重的“企业公民”，特别是风闻这家外企可能存在质量问题和违法行为后，这种情绪就会来得特别强烈。即使事实上这个外企是清清白白的，民众从心理上也可能认为那是“外企公关”的成果，没有诚信的基础就没有沟通的可能。
对于社会而言的诚信体系，对于企业管理者而言就是信托责任，对于企业而言就是企业社会责任。现代社会分工已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注重团体协作，相互信任就是团体协作和社会分工最起码的基础。没有一个健康的诚信体系，是无法打造职业经理人的责任感的，企业的社会责任更成了一纸空文。
如果不含偏见的将外资企业放在中国社会这个大舞台上，外资企业的所作所为也就不难理解了：既然中国人不讲诚信，我为什么要讲诚信？既然中国人不讲诚信却得不到处罚，我为什么不能？既然诚信并非拓展中国市场的必要因素，为何不“本土化”呢？
由此鹰临天下认为，外资企业违法看似是个外部性问题，实质属于中国诚信危机的内部性问题。这也给了鹰临天下一个启示，那就是在全球垂直分工、产业链转移、价值链整合等势不可挡的大形势下，我们一定站在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至高点，才能不孤立片面的看待少数外资企业屡屡违法，才能跳出陕隘的地域和文化之争，才能看清问题的实质，而不是盲人摸象、人云亦云、盲目排外。
由此鹰临天下产生了两点反思：
一 “MadeinChina”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MadeinChina” 通常被理解为“中国制造”，在华外资企业的产品都会标上“MadeinChina”。但它指的是“在中国制造”，而不是“MadebyChina”,即“由中国制造”。而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创造”“中国智造”都是指“MadebyChina”，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制造”！
“MadeinChina”让中国得到了“世界工厂”的美誉，但这个美誉是建立在大量耗用原材料、大量耗用能源、大量耗用初级劳动力、大量进口发达国家的知识技术产权以及大量牺牲环保及生态资源的成本之上的。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世界工厂”，终究只是一幢建立在沙滩上的摩天大厦。
环保专家梁从诫先生对此的比喻尤为绝妙：中国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成了世界的厨房，成了世界的泔水桶。我们把做好的美味端上世界餐桌，让外国人享用。但做饭过程中产生的垃圾，却留在了自己的厨房里，留在了自己的泔水桶里。
“MadeinChina”同时也成了便宜商品的标志。由于不掌握产品销售终端拿不到定价权，也不拥有高附加值的世界级品牌，中国商口大多是初级加工产品，即使是深加工产品也多是“肉谈成豆腐价钱”。
客观的讲，被神化的“MadeinChina”仅仅是一个产地标志，并不是一个商标。商标才是一个产品可依赖度的体现，才是一个产品质量和价值的体现。客户信任你的商标，就是信任你的产品都是同一个质量同一个标准，产地在哪儿又有什么关系呢？特别是在价值链全球整合的大趋势下，消费者不会认为在中国生产的就比在印尼生产的质量就好一些，那只是全球分工的结果而已。
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著名的“微笑曲线”，指的是在全球产业链中，高端环节获得的利润占整个产品利润的90~95%，而低端环节只占５％—１０％，我国一些加工贸易企业获得的利润甚至只有１％—２％。外资到中国投资的目的是很明确的，一是要利用中国便宜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二是为了逃避发达国家严格的法律义务、环境监管和社会监督。根据世界银行0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外商在中国投资赢利率高达22%，是全球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地区。
但在过去的20年中，“MadeinChina”几乎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几乎成了每家企业一个至高无上的经济目标，成了各级政府至高无上的政治目标。三来一补企业（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及补偿贸易）是早期的特色，“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热潮则源于九十年代，2000年后才有了一些反思。赚外国人的钱是没错的，关键是看我们付出了多大代价。那些外商独资企业标注的“MadeinChina”，对中国有何意义？外资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润，中国得到了表面上的GDP和“MadeinChina”以及严重的环境污染，还给了外国政府贸易顺差的口实。究竟是我们利用了外资，还是外资利用了我们？
当然经济发展还必须有一个指标来衡量，鹰临天下以为GNI（国民收入总值）比较合适。GNI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国民在一定时期内新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价值的总和。GNP是按国民原则核算的经济指标，由“MadebyChina”决定。GNI是按国土原则核算的经济指标，由“MadeinChina”决定。GNI的计算方法是用GDP加上本国投在国外的资本和劳务的收入再减去外国投在本国的资本和劳务的收入。这才是中国经济的正确反映，毕竟近年来在华外企每年汇出境外的利润在300亿美元左右。
二 要警惕外资诅咒和“拉美病”。
外资诅咒是借“资源诅咒”而来，是指当某个国家或地区过分依赖外资时，久而久之便会失去创新的能力，以致于外资撤出时，该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便会倒退蓑落。外资诅咒最活的样本就是东南亚，这个曾是中国学习的榜样。金融危机一来，东南亚国家几十年的发展结果就被一抢而空，只剩下空荡荡的厂房。珠三角效仿的就是东南亚模式，基本是外资拉动型或出口主导型；今年以来上千家鞋厂倒闭，万余港企面临关闭潮，更多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计划迁离这里。留给广东人民的同样也是空荡荡的厂房，会不会由此得上 “拉美化病”还有待观察。广东经济乃至中国经济都存在着有增长无发展、有总量无质量、有引进无创新、有模仿无技术、有生产无研发的现象，这与“拉美病”的症状是吻合的，虽然经济学家们一直对此存在着争议。
综合上述情况，鹰临天下得出一个结论：看似外资企业屡屡违法无法无天，但根子却出在国人和官员的思想深处。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
因此要改变目前的这种状况，就要改变各级政府的经济发展思路，不能搞经济指标一票否决制。长期以来，发展经济就是各级党委政府至高无上的指标，就是各级官员的政绩表现。其它搞得再好，经济搞不上去就无升迁可能；其它搞得再差，经济搞上去了就能升迁晋职。这种政绩观迫使大小官员们不顾一切的去发展经济，而引进外资数额和GDP增长率曾长期成为一个考核官员的硬指标，引进的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也就毫不奇怪了。浙江湖州等地已不把GDP纳入干部考核指标，的确是一个正本清源之举，只有如此政府和官员才不会当GDP的奴隶，才能挺直腰杆对违法外企说“不”！
毫无疑问，21世纪的中国必将崛起。光靠外资企业不可能实现中国崛起（历史上也从来没有一个大国是这样崛起的），要崛起还得依靠民族企业。在崛起的过程中，不能重走工业化国家的老路，必须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中国崛起，要以可持续发展的全面观点和绿色环保的全球视野指导中国崛起。这就需要建设一个诚实守信的道德体系、健康积极的文化体系、健全严密的法律体系、公正透明的司法体系、清洁节能的生产体系、崇尚节俭的生活体系、可循环利用的资源环境体系、稳定高效的经济体系、自主创新的技术体系、注重公平的分配体系、和谐温情的社会体系、廉洁守法的政治体系、开明进步的社会主义民主体系，唯有如此中国才能拥有崛起于世界东方的实力。
鹰临天下2008-5-9
文/鹰临天下
外资企业是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中外合作企业的统称，中国人一般称之为外企。
以前非常风光的外企，近年来可谓负面新闻不断。从东芝电视机、三菱帕杰罗、东芝笔记本、索尼相机到苏丹红、碘超标、博士伦眼镜、可致癌童装，再到肯德基、麦当劳非法用工和沃尔玛、家乐福规避劳动法突击减员，外资企业光鲜的公众形象早已蓬头垢面。
但这还远远不是问题的全部。据媒体透露，在华造成水源污染的外企已达260多家，造成空气污染的外企有50多家。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10年中，仅有关部门查处的外企商业贿赂案件就达50万件之多，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而且还在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又据税务部门透露，外企在华每年避税300亿人民币以上。
外企内部员工的抱怨声也是不绝于耳。很多员工反映外企大量存在着长期超时加班的违法行为，并常常以各种理由拖欠员工加班费，还不给员工购买工伤保险。与此同时，外企普通员工的薪水已没有吸引力。
外资企业曾是大家普遍向往的地方：工资高、待遇好、制度完善、实力雄厚、运作规范、遵纪守法、公平竞争、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何在中国不但没成为“好孩子”的榜样，却成了“坏孩子”的典型？
资本不是天使，它与生俱来就带有逐利的冲动，而且往往带有血和肮脏的东西。对此我们要理性对待，没必要因此对外资企业抱有民族情绪。中国的资本并不比外国的资本更仁慈更善良更有人性，黑砖窑、黑煤矿和频繁发生的矿难就充分说明了中国资本同样是没有道德底线的。绝对不能因少数外资企业的违法行为而对所有的外资企业产生偏见，这不是全球化国际化的视野，也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但如此之多的外企发生如此严重的问题，不能不让我们警惕。如果目前仍然享受如此之多优惠政策或“超国民待遇”的外企都不能合法经营，我们又怎么能要求不享受优惠政策的民族企业合法经营呢？连合法经营都做不到，又哪里谈得上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个中原因比较复杂，简单分析有以下四点：
首先是中国的法制建设还不健全。一是中国相关法律制度滞后，让外资企业钻了法律的空子。二是中国法律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不够，处罚力度偏轻，违法成本极其低廉。三是有些法律可操作性不强，司法解释太笼统太含糊，让外企钻了法律漏洞。既然违法成本如此低廉，那么知法犯法又何妨？虽然它们名义上是为了经济利益，但实质上是藐视中国的法律和中国政府的权威。
其次是地方政府有法不依。有的地方政府患了“外资依赖症”，盲目迷信跨国公司，打着“与国际接轨”的口号给予某些外资企业“超超国民待遇”，主动替外资企业“扫除”一些制度上、法律上的“障碍”，甚至还规定未经当地政府允许不得到外资企业检查。这种行为更给企业违法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使得一些外商越来越无所顾忌，屡屡违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再次是相关部门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既然地方政府大开绿灯，相关职能部门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就毫不奇怪了。平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出了问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帮助外资企业封锁消息，限制举报者的人身自由乃至非法拘禁。中国还不是法制政府、法制社会，各级官员的政绩评估在很大程度上受上级喜好影响，也只能唯长官之命是从。
最后是维权困难。无论是产品质量的受害者，还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抑或是合法利益受损的外企员工，维权费用都非常高昂。呼吁已久的团体诉讼迟迟未能出台，法律援助也非常薄弱，基本上堵死了平民百姓的维权之路。即使有足够的财力和时间，有关部门对此也不热心，少数部门甚至百般阻挠、刁难、侗吓，唯恐因此影响地方政府的政绩，唯恐因此影响个人的政治前途。
以上四点只是众所周知的表面原因，基本可以归绺于政府不力。但为何听不到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的声音，更看不到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的监督，难道政府是“一个人在战斗”？难道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就对外企违法无动于衷？为什么会这样？
这正是鹰临所要探讨的外资企业屡屡违法的深层原因：
第一条原因就是中国社会尚未形成对外资企业的全面监督。
一个民主的现代社会是由政府、非政府组织、公民组成的，三者缺一不可。非政府组织又可分为官方非政府组织和民间非政府组织。官方非政府组织基本对外企违法无能为力，表现在：
（一）是通过工会途径来保护外企员工权益是不现实的。目前中国的基层工会组织已基本瘫痪，外企工会也同样如此。更高一级的工会既缺乏为劳动者（包括外企员工）维权的动机（享受公务员待遇），也缺乏为劳动者（包括外企员工）维权的能力（专业技能、法律人才和博奕能力），更缺乏为劳动者（包括外企员工）维权的良知责任、职业道德、公正精神和人文关怀。当然工会难有作为的更深层原因是因为现行法律对工会的地位和权力缺乏具体的规定，使它难以与其他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各级工会包括外企工会承担各种政治任务似乎成了主要任务，维护工人权益的职能倒退而居其次。
（二）是指望行业协会来敦促外企自律也是不现实的。行业协会代表了一种民间公权力，在发达国家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无论是中国的官方行业协会还是民间行业行业协会，目前既没有社会的广泛认同，也缺乏与发达国家类似的法律授权，也没有行政部门授予的权力。这种合法性的缺失限制了我国行业协会功能的发挥，近期内难以指望通过行业协会来规范外资企业。长期的“超国民待遇”也宠坏了外资企业，外资企业可以无视强势的政府部门，又怎么会把弱势的行业协会放在眼里？又怎会加入协会作茧自缚？
比较之下，中国的媒体、民间组织和公民就非常值得尊敬了。鹰临衷心的感谢他们，正是他们不顾重重阻挠乃至冒着生命危险，揭露了这阳光下的一个又一个罪恶，见证了中国民主法制的一个又一个进程，正是他们代表了“中国社会的良心”。
对于工业社会而言，个体的声音微不足道，工业化大生产的轰鸣能压倒任何最强势的个体声音；对于信息社会而言，个体的声音同样微不足道，很快就会湮没在信息海洋中。所以个体必须联合起来组成各种组织，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才能维护自己的乃至公众的权益。因此民主国家非政府组织非常发达。但目前中国的民间非政府组织的力量还太微弱了，还不能与外资企业平等对话，以致于外界听不到中国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的声音，看不到中国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的努力。
第二个原因则是缺乏与国际国外的非政府组织及主流媒体的联动机制，缺少对外资企业的国际监督。
中国政府一向重视与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沟通，但与国际和国外的非政府组织缺乏有效的沟通，这可能与中国几千年的体制有关。中国政府是强势政府、强势行政机关，潜意识中也就认为外国政府也是强势政府，以为政府就可以代表整个社会和所有公民，所以政府间的沟通谅解就够了。
这种情况源于我们对国外的宪政体制不甚了解。现代民主国家是三权分立，政府仅仅是立法机构的的执行机构而已，重大事项必须经议会批准。
在发达国家中，公民的力量同样是弱小的。虽然选举时是一人一票，但选举之后如何监督政府？官方组织是议会，民间组织则是各样各样的非政府组织。事实上议会也算不上是公民代表（议员属于代议制），非政府组织及媒体才是公民代表。虽然各种非政府组织及主流媒体的主张是截然不同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但它们能影响政府决策和议会表决。
而且，很多非政府组织及主流媒体的意见与议会和政府往往是对立的，这在民主国家中是屡见不鲜。与官方的沟通越好，很多时候却往往导致这个国家公民的更多疑虑。因为发达国家公民从来就不认为政府有多好有多纯洁，所以必须加以监督。
非政府组织及主流媒体能对政府和社会施加多大影响呢？从中国玩具事件中可以体会一二。
美国美泰公司因芭比娃娃而闻名全球，于2007年召回了2020万件中国生产的问题玩具，其中 85%的产品是属于美泰公司设计不当引起的。然而几乎所有报道这次事件的美国媒体都是这样写的：这些产品主要由美国厂家从中国进口，所使用的油漆或表面颜料含铅量达危险水平。甚至象《时代》、《纽约时报》这样著名的主流媒体也做了大量的不实报道。美国制造商协会、美国塞拉俱乐部等非政府组织也都推波助澜，中国产品一时是风雨飘摇。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这是戈培尔的名言。在这次事件中，发达国家的公民也被蒙蔽误导了。虽然美泰后来为此向中国道歉，但造成的恶劣影响已不可挽回。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公民容易被蒙蔽误导？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些跨国公司的形象是非常令人尊敬的。不仅有令人放心的品牌、质量和服务以及管理、技术，给予员工非常优厚的薪水和福利，还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既然它们不可能出问题，那就只有中国的制造工厂出问题了。
欧美国家的消费者在享受经济全球化的好处时，可能他真的认为“世界是平的”：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下，欧美消费者得到了物美价廉的商品，同时也为中国工人带来了工作机会和报酬，而且这些报酬要远远高于中国的工资水平。
但他们可能不知道，中国企业得到的收入微乎其微。一个芭比娃娃卖6.99美元，中国企业才得到了35美分。如此之低的代工费还经常被跨国公司以种种理由克扣，“血汗工厂”的出现也就毫不奇怪了。跨国公司此举难道不是在“逼良为娼”吗？是有社会责任感的表现吗？
但如果我们不沟通不解释不通过有效的途径说明情况，国外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媒体、公民怎么可能知道这一切呢？就是中国民众，不也是这几年才知道真相的吗？
既然中国缺乏与国际国外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必要的沟通，别人不理解以至指责我们就很正常了。指责别人“妖魔化中国”是极其愚蠢和极其不负责任，难道中国的儿童就不在被这些含铅玩具毒害吗？这种害人又害已的黑心工厂难道不应该被谴责吗？
其实不光是外资的中国代工厂沦为“黑心工厂”，媒体披露的迪士尼、沃尔玛、耐克、富士康等外企“血汗工厂”还少吗？此前我们给外资戴的高帽子是不是太多了一些？外资企业是为了利润而来的，不是来当救世主的。以前全是正面新闻“一面倒”，现在则是负面新闻成堆，本国民众都难以转得过弯来，外国的非政府组织、媒体、民众又怎么能够理解？
第三个原因是外企的强势地位造就了少数外企频频违法。
中国经济增长依靠“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由于内需持续低迷，经济增长更多的是靠投资和出口。中国外贸依存度高达80%以上，其中加工贸易又占57%。据《2006年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白皮书》披露，迄止2005年末外企员工已达到2500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员的10％。这10％创造的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28.6％，创造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31.41％。
据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2006年8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在39个工业行业中，外企在23个行业中占有优势地位。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外资公司的产品已占据1/3以上的市场份额。外资企业在高新技术出口领域占据了80%，90%的出口产品使用的知识产权来自国外。
中国的复杂性在于，中国有很多假外资企业（实质上是内地资本），但也有很多假中资企业。如广东发展银行、华夏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等银行，中国平安、新华人寿等保险公司，蒙牛、双汇等中国名牌，其实都已经被外资控股了。所以，要统计外资企业的真实实力是非常难的，但外企的地位的确越来越强势了。
值得深思的是，外资企业的强势地位有很大一部分出自政策因素。中国的很多行业都采用了先对外开放再对内开放的策略，外资企业凭借超国民待遇和避税手段，使其能以较低价格开拓和占领国内市场，已对内资企业产生了巨大的挤出效应，大大压制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换言之，外企产生了明显的“挤压效应”。
同时在“市场换技术”过程中，往往以外资母公司的内部技术转让代替技术引进，以购买专利和许可证代替技术引进，以外购成品半成品代替技术引进，只要一形成市场垄断就中止技术更新，再加上外资母公司的技术锁定，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极为有限。换言之，外资并未明显带动中国的技术进步。
但外企的话语权不断扩大却是不争的事实。从外企动辄以撤资来威胁地方政府，到各式各样的为跨国公司游说的利益集团，再到54家跨国公司联合上书国务院，不得不令人警惕。
第四个原因是中国民众的盲目崇拜助长了少数外企屡屡违法。
中国民众似乎从清末开始就对外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崇拜，不光体现在对外国产品的顶礼膜拜，更体现在思想深处的“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这当然不是一个大国国民应有的健康心态，但大众的认知是如此顽强，以至于外资企业都被神化了。
不要以为外资企业就是法律和道德的楷模，它们在本质上依然是经济动物，仍然崇尚狼文化。即使在本国，外资母公司依然是狼，只不过给套上了镣铐。政府、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公民都在时刻提防着这个经济怪兽、资本魔鬼，不惜以最挑剔的目光给以最严厉的审视。在这种氛围下，外资母公司不得不倍加小心，在本国宛若柔顺的小羊，以此来博得各方的信任。鹰临倒不认同发达国家的法制一定健全以致无隙无钻，而是因为法制国家的法制威慑力是如此之强大如此之严厉，以致于没有人敢轻易钻这个空子。
但法制国家并未对因此有最丝毫的松懈，他们深知资本是会吃人的。至于企业社会责任，那是与人权运动、消费者运动、环保运动及劳工运动一起努力的结果，而非企业的自愿选择。外资母公司就是因为发现消费者愿意花更多的钱去购买富有社会责任感企业生产的产品，才积极参与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
只要离开了这种环境，少数外资就一定会露出唯利是图的本来面目。对这一点中国民众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而不是盲目的崇洋媚外，天真的把外资企业捧上法律和道德的至高点。要成为大国公民，就得走出外资企业就是法律和道德楷模的误区。
第五个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分崩离析的诚信体系怂恿了少数外企频频违法。
毒粮油、毒奶粉、有毒鱼、毒食品、毒蔬菜、毒品……假药、假酒、假烟、假名牌、假化肥、学术造假……黑大米、黑煤窑、黑砖窑、黑心棉、黑心店、黑社会……伪造印章、数字、批文、专利、发票、凭据……再加上豆腐渣工程、注水肉、红心蛋、以劣充好、水货、矿难……，真的难以置信这是在中国——一个以“礼仪之邦”著称的文明古国每天发生这样的事件！如果这样的国家都以诚信自居，试问哪种国家不是诚信国家？如果这种企业都有发展前途的话，全球还有哪个企业没有发展前途？
与此同时，“不要学中国人”甚至成了发达国家的共识。与其指责这是在妖魔化中国，还不如扪心自问下：这难道不是中国的现实吗？中国还有哪个地方找不到假冒温了中国社会的诚信危机，还是中国社会的诚信缺失加重了中国企业的诚信危机，差不多已成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鹰临天下必须指出，当前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对外企过激的言论，并非出于民族主义情绪，而是出于中国社会的诚信危机。在一个缺乏信任的社会里，普通民众无法判断一个外企是否真是令人尊重的“企业公民”，特别是风闻这家外企可能存在质量问题和违法行为后，这种情绪就会来得特别强烈。即使事实上这个外企是清清白白的，民众从心理上也可能认为那是“外企公关”的成果，没有诚信的基础就没有沟通的可能。
对于社会而言的诚信体系，对于企业管理者而言就是信托责任，对于企业而言就是企业社会责任。现代社会分工已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注重团体协作，相互信任就是团体协作和社会分工最起码的基础。没有一个健康的诚信体系，是无法打造职业经理人的责任感的，企业的社会责任更成了一纸空文。
如果不含偏见的将外资企业放在中国社会这个大舞台上，外资企业的所作所为也就不难理解了：既然中国人不讲诚信，我为什么要讲诚信？既然中国人不讲诚信却得不到处罚，我为什么不能？既然诚信并非拓展中国市场的必要因素，为何不“本土化”呢？
由此鹰临天下认为，外资企业违法看似是个外部性问题，实质属于中国诚信危机的内部性问题。这也给了鹰临天下一个启示，那就是在全球垂直分工、产业链转移、价值链整合等势不可挡的大形势下，我们一定站在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至高点，才能不孤立片面的看待少数外资企业屡屡违法，才能跳出陕隘的地域和文化之争，才能看清问题的实质，而不是盲人摸象、人云亦云、盲目排外。
文/鹰临天下
外资企业是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中外合作企业的统称，中国人一般称之为外企。
以前非常风光的外企，近年来可谓负面新闻不断。从东芝电视机、三菱帕杰罗、东芝笔记本、索尼相机到苏丹红、碘超标、博士伦眼镜、可致癌童装，再到肯德基、麦当劳非法用工和沃尔玛、家乐福规避劳动法突击减员，外资企业光鲜的公众形象早已蓬头垢面。
但这还远远不是问题的全部。据媒体透露，在华造成水源污染的外企已达260多家，造成空气污染的外企有50多家。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10年中，仅有关部门查处的外企商业贿赂案件就达50万件之多，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而且还在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又据税务部门透露，外企在华每年避税300亿人民币以上。
外企内部员工的抱怨声也是不绝于耳。很多员工反映外企大量存在着长期超时加班的违法行为，并常常以各种理由拖欠员工加班费，还不给员工购买工伤保险。与此同时，外企普通员工的薪水已没有吸引力。
外资企业曾是大家普遍向往的地方：工资高、待遇好、制度完善、实力雄厚、运作规范、遵纪守法、公平竞争、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何在中国不但没成为“好孩子”的榜样，却成了“坏孩子”的典型？
资本不是天使，它与生俱来就带有逐利的冲动，而且往往带有血和肮脏的东西。对此我们要理性对待，没必要因此对外资企业抱有民族情绪。中国的资本并不比外国的资本更仁慈更善良更有人性，黑砖窑、黑煤矿和频繁发生的矿难就充分说明了中国资本同样是没有道德底线的。绝对不能因少数外资企业的违法行为而对所有的外资企业产生偏见，这不是全球化国际化的视野，也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但如此之多的外企发生如此严重的问题，不能不让我们警惕。如果目前仍然享受如此之多优惠政策或“超国民待遇”的外企都不能合法经营，我们又怎么能要求不享受优惠政策的民族企业合法经营呢？连合法经营都做不到，又哪里谈得上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个中原因比较复杂，简单分析有以下四点：
首先是中国的法制建设还不健全。一是中国相关法律制度滞后，让外资企业钻了法律的空子。二是中国法律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不够，处罚力度偏轻，违法成本极其低廉。三是有些法律可操作性不强，司法解释太笼统太含糊，让外企钻了法律漏洞。既然违法成本如此低廉，那么知法犯法又何妨？虽然它们名义上是为了经济利益，但实质上是藐视中国的法律和中国政府的权威。
其次是地方政府有法不依。有的地方政府患了“外资依赖症”，盲目迷信跨国公司，打着“与国际接轨”的口号给予某些外资企业“超超国民待遇”，主动替外资企业“扫除”一些制度上、法律上的“障碍”，甚至还规定未经当地政府允许不得到外资企业检查。这种行为更给企业违法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使得一些外商越来越无所顾忌，屡屡违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再次是相关部门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既然地方政府大开绿灯，相关职能部门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就毫不奇怪了。平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出了问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帮助外资企业封锁消息，限制举报者的人身自由乃至非法拘禁。中国还不是法制政府、法制社会，各级官员的政绩评估在很大程度上受上级喜好影响，也只能唯长官之命是从。
最后是维权困难。无论是产品质量的受害者，还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抑或是合法利益受损的外企员工，维权费用都非常高昂。呼吁已久的团体诉讼迟迟未能出台，法律援助也非常薄弱，基本上堵死了平民百姓的维权之路。即使有足够的财力和时间，有关部门对此也不热心，少数部门甚至百般阻挠、刁难、侗吓，唯恐因此影响地方政府的政绩，唯恐因此影响个人的政治前途。
以上四点只是众所周知的表面原因，基本可以归绺于政府不力。但为何听不到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的声音，更看不到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的监督，难道政府是“一个人在战斗”？难道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就对外企违法无动于衷？为什么会这样？
这正是鹰临所要探讨的外资企业屡屡违法的深层原因：
第一条原因就是中国社会尚未形成对外资企业的全面监督。
一个民主的现代社会是由政府、非政府组织、公民组成的，三者缺一不可。非政府组织又可分为官方非政府组织和民间非政府组织。官方非政府组织基本对外企违法无能为力，表现在：
（一）是通过工会途径来保护外企员工权益是不现实的。目前中国的基层工会组织已基本瘫痪，外企工会也同样如此。更高一级的工会既缺乏为劳动者（包括外企员工）维权的动机（享受公务员待遇），也缺乏为劳动者（包括外企员工）维权的能力（专业技能、法律人才和博奕能力），更缺乏为劳动者（包括外企员工）维权的良知责任、职业道德、公正精神和人文关怀。当然工会难有作为的更深层原因是因为现行法律对工会的地位和权力缺乏具体的规定，使它难以与其他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各级工会包括外企工会承担各种政治任务似乎成了主要任务，维护工人权益的职能倒退而居其次。
（二）是指望行业协会来敦促外企自律也是不现实的。行业协会代表了一种民间公权力，在发达国家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无论是中国的官方行业协会还是民间行业行业协会，目前既没有社会的广泛认同，也缺乏与发达国家类似的法律授权，也没有行政部门授予的权力。这种合法性的缺失限制了我国行业协会功能的发挥，近期内难以指望通过行业协会来规范外资企业。长期的“超国民待遇”也宠坏了外资企业，外资企业可以无视强势的政府部门，又怎么会把弱势的行业协会放在眼里？又怎会加入协会作茧自缚？
比较之下，中国的媒体、民间组织和公民就非常值得尊敬了。鹰临衷心的感谢他们，正是他们不顾重重阻挠乃至冒着生命危险，揭露了这阳光下的一个又一个罪恶，见证了中国民主法制的一个又一个进程，正是他们代表了“中国社会的良心”。
对于工业社会而言，个体的声音微不足道，工业化大生产的轰鸣能压倒任何最强势的个体声音；对于信息社会而言，个体的声音同样微不足道，很快就会湮没在信息海洋中。所以个体必须联合起来组成各种组织，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才能维护自己的乃至公众的权益。因此民主国家非政府组织非常发达。但目前中国的民间非政府组织的力量还太微弱了，还不能与外资企业平等对话，以致于外界听不到中国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的声音，看不到中国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的努力。
第二个原因则是缺乏与国际国外的非政府组织及主流媒体的联动机制，缺少对外资企业的国际监督。
中国政府一向重视与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沟通，但与国际和国外的非政府组织缺乏有效的沟通，这可能与中国几千年的体制有关。中国政府是强势政府、强势行政机关，潜意识中也就认为外国政府也是强势政府，以为政府就可以代表整个社会和所有公民，所以政府间的沟通谅解就够了。
这种情况源于我们对国外的宪政体制不甚了解。现代民主国家是三权分立，政府仅仅是立法机构的的执行机构而已，重大事项必须经议会批准。
在发达国家中，公民的力量同样是弱小的。虽然选举时是一人一票，但选举之后如何监督政府？官方组织是议会，民间组织则是各样各样的非政府组织。事实上议会也算不上是公民代表（议员属于代议制），非政府组织及媒体才是公民代表。虽然各种非政府组织及主流媒体的主张是截然不同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但它们能影响政府决策和议会表决。
而且，很多非政府组织及主流媒体的意见与议会和政府往往是对立的，这在民主国家中是屡见不鲜。与官方的沟通越好，很多时候却往往导致这个国家公民的更多疑虑。因为发达国家公民从来就不认为政府有多好有多纯洁，所以必须加以监督。
非政府组织及主流媒体能对政府和社会施加多大影响呢？从中国玩具事件中可以体会一二。
美国美泰公司因芭比娃娃而闻名全球，于2007年召回了2020万件中国生产的问题玩具，其中 85%的产品是属于美泰公司设计不当引起的。然而几乎所有报道这次事件的美国媒体都是这样写的：这些产品主要由美国厂家从中国进口，所使用的油漆或表面颜料含铅量达危险水平。甚至象《时代》、《纽约时报》这样著名的主流媒体也做了大量的不实报道。美国制造商协会、美国塞拉俱乐部等非政府组织也都推波助澜，中国产品一时是风雨飘摇。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这是戈培尔的名言。在这次事件中，发达国家的公民也被蒙蔽误导了。虽然美泰后来为此向中国道歉，但造成的恶劣影响已不可挽回。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公民容易被蒙蔽误导？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些跨国公司的形象是非常令人尊敬的。不仅有令人放心的品牌、质量和服务以及管理、技术，给予员工非常优厚的薪水和福利，还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既然它们不可能出问题，那就只有中国的制造工厂出问题了。
欧美国家的消费者在享受经济全球化的好处时，可能他真的认为“世界是平的”：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下，欧美消费者得到了物美价廉的商品，同时也为中国工人带来了工作机会和报酬，而且这些报酬要远远高于中国的工资水平。
但他们可能不知道，中国企业得到的收入微乎其微。一个芭比娃娃卖6.99美元，中国企业才得到了35美分。如此之低的代工费还经常被跨国公司以种种理由克扣，“血汗工厂”的出现也就毫不奇怪了。跨国公司此举难道不是在“逼良为娼”吗？是有社会责任感的表现吗？
但如果我们不沟通不解释不通过有效的途径说明情况，国外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媒体、公民怎么可能知道这一切呢？就是中国民众，不也是这几年才知道真相的吗？
既然中国缺乏与国际国外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必要的沟通，别人不理解以至指责我们就很正常了。指责别人“妖魔化中国”是极其愚蠢和极其不负责任，难道中国的儿童就不在被这些含铅玩具毒害吗？这种害人又害已的黑心工厂难道不应该被谴责吗？
其实不光是外资的中国代工厂沦为“黑心工厂”，媒体披露的迪士尼、沃尔玛、耐克、富士康等外企“血汗工厂”还少吗？此前我们给外资戴的高帽子是不是太多了一些？外资企业是为了利润而来的，不是来当救世主的。以前全是正面新闻“一面倒”，现在则是负面新闻成堆，本国民众都难以转得过弯来，外国的非政府组织、媒体、民众又怎么能够理解？
第三个原因是外企的强势地位造就了少数外企频频违法。
中国经济增长依靠“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由于内需持续低迷，经济增长更多的是靠投资和出口。中国外贸依存度高达80%以上，其中加工贸易又占57%。据《2006年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白皮书》披露，迄止2005年末外企员工已达到2500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员的10％。这10％创造的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28.6％，创造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31.41％。
据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2006年8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在39个工业行业中，外企在23个行业中占有优势地位。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外资公司的产品已占据1/3以上的市场份额。外资企业在高新技术出口领域占据了80%，90%的出口产品使用的知识产权来自国外。
中国的复杂性在于，中国有很多假外资企业（实质上是内地资本），但也有很多假中资企业。如广东发展银行、华夏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等银行，中国平安、新华人寿等保险公司，蒙牛、双汇等中国名牌，其实都已经被外资控股了。所以，要统计外资企业的真实实力是非常难的，但外企的地位的确越来越强势了。
值得深思的是，外资企业的强势地位有很大一部分出自政策因素。中国的很多行业都采用了先对外开放再对内开放的策略，外资企业凭借超国民待遇和避税手段，使其能以较低价格开拓和占领国内市场，已对内资企业产生了巨大的挤出效应，大大压制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换言之，外企产生了明显的“挤压效应”。
同时在“市场换技术”过程中，往往以外资母公司的内部技术转让代替技术引进，以购买专利和许可证代替技术引进，以外购成品半成品代替技术引进，只要一形成市场垄断就中止技术更新，再加上外资母公司的技术锁定，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极为有限。换言之，外资并未明显带动中国的技术进步。
但外企的话语权不断扩大却是不争的事实。从外企动辄以撤资来威胁地方政府，到各式各样的为跨国公司游说的利益集团，再到54家跨国公司联合上书国务院，不得不令人警惕。
第四个原因是中国民众的盲目崇拜助长了少数外企屡屡违法。
中国民众似乎从清末开始就对外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崇拜，不光体现在对外国产品的顶礼膜拜，更体现在思想深处的“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这当然不是一个大国国民应有的健康心态，但大众的认知是如此顽强，以至于外资企业都被神化了。
不要以为外资企业就是法律和道德的楷模，它们在本质上依然是经济动物，仍然崇尚狼文化。即使在本国，外资母公司依然是狼，只不过给套上了镣铐。政府、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公民都在时刻提防着这个经济怪兽、资本魔鬼，不惜以最挑剔的目光给以最严厉的审视。在这种氛围下，外资母公司不得不倍加小心，在本国宛若柔顺的小羊，以此来博得各方的信任。鹰临倒不认同发达国家的法制一定健全以致无隙无钻，而是因为法制国家的法制威慑力是如此之强大如此之严厉，以致于没有人敢轻易钻这个空子。
但法制国家并未对因此有最丝毫的松懈，他们深知资本是会吃人的。至于企业社会责任，那是与人权运动、消费者运动、环保运动及劳工运动一起努力的结果，而非企业的自愿选择。外资母公司就是因为发现消费者愿意花更多的钱去购买富有社会责任感企业生产的产品，才积极参与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
只要离开了这种环境，少数外资就一定会露出唯利是图的本来面目。对这一点中国民众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而不是盲目的崇洋媚外，天真的把外资企业捧上法律和道德的至高点。要成为大国公民，就得走出外资企业就是法律和道德楷模的误区。
第五个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分崩离析的诚信体系怂恿了少数外企频频违法。
毒粮油、毒奶粉、有毒鱼、毒食品、毒蔬菜、毒品……假药、假酒、假烟、假名牌、假化肥、学术造假……黑大米、黑煤窑、黑砖窑、黑心棉、黑心店、黑社会……伪造印章、数字、批文、专利、发票、凭据……再加上豆腐渣工程、注水肉、红心蛋、以劣充好、水货、矿难……，真的难以置信这是在中国——一个以“礼仪之邦”著称的文明古国每天发生这样的事件！如果这样的国家都以诚信自居，试问哪种国家不是诚信国家？如果这种企业都有发展前途的话，全球还有哪个企业没有发展前途？
与此同时，“不要学中国人”甚至成了发达国家的共识。与其指责这是在妖魔化中国，还不如扪心自问下：这难道不是中国的现实吗？中国还有哪个地方找不到假冒伪劣产品？
究竟是中国企业的诚信缺失导致了中国社会的诚信危机，还是中国社会的诚信缺失加重了中国企业的诚信危机，差不多已成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鹰临天下必须指出，当前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对外企过激的言论，并非出于民族主义情绪，而是出于中国社会的诚信危机。在一个缺乏信任的社会里，普通民众无法判断一个外企是否真是令人尊重的“企业公民”，特别是风闻这家外企可能存在质量问题和违法行为后，这种情绪就会来得特别强烈。即使事实上这个外企是清清白白的，民众从心理上也可能认为那是“外企公关”的成果，没有诚信的基础就没有沟通的可能。
对于社会而言的诚信体系，对于企业管理者而言就是信托责任，对于企业而言就是企业社会责任。现代社会分工已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注重团体协作，相互信任就是团体协作和社会分工最起码的基础。没有一个健康的诚信体系，是无法打造职业经理人的责任感的，企业的社会责任更成了一纸空文。
如果不含偏见的将外资企业放在中国社会这个大舞台上，外资企业的所作所为也就不难理解了：既然中国人不讲诚信，我为什么要讲诚信？既然中国人不讲诚信却得不到处罚，我为什么不能？既然诚信并非拓展中国市场的必要因素，为何不“本土化”呢？
由此鹰临天下认为，外资企业违法看似是个外部性问题，实质属于中国诚信危机的内部性问题。这也给了鹰临天下一个启示，那就是在全球垂直分工、产业链转移、价值链整合等势不可挡的大形势下，我们一定站在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至高点，才能不孤立片面的看待少数外资企业屡屡违法，才能跳出陕隘的地域和文化之争，才能看清问题的实质，而不是盲人摸象、人云亦云、盲目排外。
由此鹰临天下产生了两点反思：
一 “MadeinChina”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MadeinChina” 通常被理解为“中国制造”，在华外资企业的产品都会标上“MadeinChina”。但它指的是“在中国制造”，而不是“MadebyChina”,即“由中国制造”。而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创造”“中国智造”都是指“MadebyChina”，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制造”！
“MadeinChina”让中国得到了“世界工厂”的美誉，但这个美誉是建立在大量耗用原材料、大量耗用能源、大量耗用初级劳动力、大量进口发达国家的知识技术产权以及大量牺牲环保及生态资源的成本之上的。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世界工厂”，终究只是一幢建立在沙滩上的摩天大厦。
环保专家梁从诫先生对此的比喻尤为绝妙：中国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成了世界的厨房，成了世界的泔水桶。我们把做好的美味端上世界餐桌，让外国人享用。但做饭过程中产生的垃圾，却留在了自己的厨房里，留在了自己的泔水桶里。
“MadeinChina”同时也成了便宜商品的标志。由于不掌握产品销售终端拿不到定价权，也不拥有高附加值的世界级品牌，中国商口大多是初级加工产品，即使是深加工产品也多是“肉谈成豆腐价钱”。
客观的讲，被神化的“MadeinChina”仅仅是一个产地标志，并不是一个商标。商标才是一个产品可依赖度的体现，才是一个产品质量和价值的体现。客户信任你的商标，就是信任你的产品都是同一个质量同一个标准，产地在哪儿又有什么关系呢？特别是在价值链全球整合的大趋势下，消费者不会认为在中国生产的就比在印尼生产的质量就好一些，那只是全球分工的结果而已。
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著名的“微笑曲线”，指的是在全球产业链中，高端环节获得的利润占整个产品利润的90~95%，而低端环节只占５％—１０％，我国一些加工贸易企业获得的利润甚至只有１％—２％。外资到中国投资的目的是很明确的，一是要利用中国便宜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二是为了逃避发达国家严格的法律义务、环境监管和社会监督。根据世界银行0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外商在中国投资赢利率高达22%，是全球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地区。
但在过去的20年中，“MadeinChina”几乎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几乎成了每家企业一个至高无上的经济目标，成了各级政府至高无上的政治目标。三来一补企业（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及补偿贸易）是早期的特色，“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热潮则源于九十年代，2000年后才有了一些反思。赚外国人的钱是没错的，关键是看我们付出了多大代价。那些外商独资企业标注的“MadeinChina”，对中国有何意义？外资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润，中国得到了表面上的GDP和“MadeinChina”以及严重的环境污染，还给了外国政府贸易顺差的口实。究竟是我们利用了外资，还是外资利用了我们？
当然经济发展还必须有一个指标来衡量，鹰临天下以为GNI（国民收入总值）比较合适。GNI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国民在一定时期内新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价值的总和。GNP是按国民原则核算的经济指标，由“MadebyChina”决定。GNI是按国土原则核算的经济指标，由“MadeinChina”决定。GNI的计算方法是用GDP加上本国投在国外的资本和劳务的收入再减去外国投在本国的资本和劳务的收入。这才是中国经济的正确反映，毕竟近年来在华外企每年汇出境外的利润在300亿美元左右。
二 要警惕外资诅咒和“拉美病”。
外资诅咒是借“资源诅咒”而来，是指当某个国家或地区过分依赖外资时，久而久之便会失去创新的能力，以致于外资撤出时，该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便会倒退蓑落。外资诅咒最活的样本就是东南亚，这个曾是中国学习的榜样。金融危机一来，东南亚国家几十年的发展结果就被一抢而空，只剩下空荡荡的厂房。珠三角效仿的就是东南亚模式，基本是外资拉动型或出口主导型；今年以来上千家鞋厂倒闭，万余港企面临关闭潮，更多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计划迁离这里。留给广东人民的同样也是空荡荡的厂房，会不会由此得上 “拉美化病”还有待观察。广东经济乃至中国经济都存在着有增长无发展、有总量无质量、有引进无创新、有模仿无技术、有生产无研发的现象，这与“拉美病”的症状是吻合的，虽然经济学家们一直对此存在着争议。
综合上述情况，鹰临天下得出一个结论：看似外资企业屡屡违法无法无天，但根子却出在国人和官员的思想深处。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
因此要改变目前的这种状况，就要改变各级政府的经济发展思路，不能搞经济指标一票否决制。长期以来，发展经济就是各级党委政府至高无上的指标，就是各级官员的政绩表现。其它搞得再好，经济搞不上去就无升迁可能；其它搞得再差，经济搞上去了就能升迁晋职。这种政绩观迫使大小官员们不顾一切的去发展经济，而引进外资数额和GDP增长率曾长期成为一个考核官员的硬指标，引进的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也就毫不奇怪了。浙江湖州等地已不把GDP纳入干部考核指标，的确是一个正本清源之举，只有如此政府和官员才不会当GDP的奴隶，才能挺直腰杆对违法外企说“不”！
毫无疑问，21世纪的中国必将崛起。光靠外资企业不可能实现中国崛起（历史上也从来没有一个大国是这样崛起的），要崛起还得依靠民族企业。在崛起的过程中，不能重走工业化国家的老路，必须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中国崛起，要以可持续发展的全面观点和绿色环保的全球视野指导中国崛起。这就需要建设一个诚实守信的道德体系、健康积极的文化体系、健全严密的法律体系、公正透明的司法体系、清洁节能的生产体系、崇尚节俭的生活体系、可循环利用的资源环境体系、稳定高效的经济体系、自主创新的技术体系、注重公平的分配体系、和谐温情的社会体系、廉洁守法的政治体系、开明进步的社会主义民主体系，唯有如此中国才能拥有崛起于世界东方的实力。
鹰临天下2008-5-9
文/鹰临天下
外资企业是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中外合作企业的统称，中国人一般称之为外企。
以前非常风光的外企，近年来可谓负面新闻不断。从东芝电视机、三菱帕杰罗、东芝笔记本、索尼相机到苏丹红、碘超标、博士伦眼镜、可致癌童装，再到肯德基、麦当劳非法用工和沃尔玛、家乐福规避劳动法突击减员，外资企业光鲜的公众形象早已蓬头垢面。
但这还远远不是问题的全部。据媒体透露，在华造成水源污染的外企已达260多家，造成空气污染的外企有50多家。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10年中，仅有关部门查处的外企商业贿赂案件就达50万件之多，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而且还在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又据税务部门透露，外企在华每年避税300亿人民币以上。
外企内部员工的抱怨声也是不绝于耳。很多员工反映外企大量存在着长期超时加班的违法行为，并常常以各种理由拖欠员工加班费，还不给员工购买工伤保险。与此同时，外企普通员工的薪水已没有吸引力。
外资企业曾是大家普遍向往的地方：工资高、待遇好、制度完善、实力雄厚、运作规范、遵纪守法、公平竞争、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何在中国不但没成为“好孩子”的榜样，却成了“坏孩子”的典型？
资本不是天使，它与生俱来就带有逐利的冲动，而且往往带有血和肮脏的东西。对此我们要理性对待，没必要因此对外资企业抱有民族情绪。中国的资本并不比外国的资本更仁慈更善良更有人性，黑砖窑、黑煤矿和频繁发生的矿难就充分说明了中国资本同样是没有道德底线的。绝对不能因少数外资企业的违法行为而对所有的外资企业产生偏见，这不是全球化国际化的视野，也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但如此之多的外企发生如此严重的问题，不能不让我们警惕。如果目前仍然享受如此之多优惠政策或“超国民待遇”的外企都不能合法经营，我们又怎么能要求不享受优惠政策的民族企业合法经营呢？连合法经营都做不到，又哪里谈得上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个中原因比较复杂，简单分析有以下四点：
首先是中国的法制建设还不健全。一是中国相关法律制度滞后，让外资企业钻了法律的空子。二是中国法律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不够，处罚力度偏轻，违法成本极其低廉。三是有些法律可操作性不强，司法解释太笼统太含糊，让外企钻了法律漏洞。既然违法成本如此低廉，那么知法犯法又何妨？虽然它们名义上是为了经济利益，但实质上是藐视中国的法律和中国政府的权威。
其次是地方政府有法不依。有的地方政府患了“外资依赖症”，盲目迷信跨国公司，打着“与国际接轨”的口号给予某些外资企业“超超国民待遇”，主动替外资企业“扫除”一些制度上、法律上的“障碍”，甚至还规定未经当地政府允许不得到外资企业检查。这种行为更给企业违法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使得一些外商越来越无所顾忌，屡屡违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再次是相关部门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既然地方政府大开绿灯，相关职能部门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就毫不奇怪了。平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出了问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帮助外资企业封锁消息，限制举报者的人身自由乃至非法拘禁。中国还不是法制政府、法制社会，各级官员的政绩评估在很大程度上受上级喜好影响，也只能唯长官之命是从。
最后是维权困难。无论是产品质量的受害者，还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抑或是合法利益受损的外企员工，维权费用都非常高昂。呼吁已久的团体诉讼迟迟未能出台，法律援助也非常薄弱，基本上堵死了平民百姓的维权之路。即使有足够的财力和时间，有关部门对此也不热心，少数部门甚至百般阻挠、刁难、侗吓，唯恐因此影响地方政府的政绩，唯恐因此影响个人的政治前途。
以上四点只是众所周知的表面原因，基本可以归绺于政府不力。但为何听不到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的声音，更看不到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的监督，难道政府是“一个人在战斗”？难道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就对外企违法无动于衷？为什么会这样？
这正是鹰临所要探讨的外资企业屡屡违法的深层原因：
第一条原因就是中国社会尚未形成对外资企业的全面监督。
一个民主的现代社会是由政府、非政府组织、公民组成的，三者缺一不可。非政府组织又可分为官方非政府组织和民间非政府组织。官方非政府组织基本对外企违法无能为力，表现在：
（一）是通过工会途径来保护外企员工权益是不现实的。目前中国的基层工会组织已基本瘫痪，外企工会也同样如此。更高一级的工会既缺乏为劳动者（包括外企员工）维权的动机（享受公务员待遇），也缺乏为劳动者（包括外企员工）维权的能力（专业技能、法律人才和博奕能力），更缺乏为劳动者（包括外企员工）维权的良知责任、职业道德、公正精神和人文关怀。当然工会难有作为的更深层原因是因为现行法律对工会的地位和权力缺乏具体的规定，使它难以与其他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各级工会包括外企工会承担各种政治任务似乎成了主要任务，维护工人权益的职能倒退而居其次。
（二）是指望行业协会来敦促外企自律也是不现实的。行业协会代表了一种民间公权力，在发达国家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无论是中国的官方行业协会还是民间行业行业协会，目前既没有社会的广泛认同，也缺乏与发达国家类似的法律授权，也没有行政部门授予的权力。这种合法性的缺失限制了我国行业协会功能的发挥，近期内难以指望通过行业协会来规范外资企业。长期的“超国民待遇”也宠坏了外资企业，外资企业可以无视强势的政府部门，又怎么会把弱势的行业协会放在眼里？又怎会加入协会作茧自缚？
比较之下，中国的媒体、民间组织和公民就非常值得尊敬了。鹰临衷心的感谢他们，正是他们不顾重重阻挠乃至冒着生命危险，揭露了这阳光下的一个又一个罪恶，见证了中国民主法制的一个又一个进程，正是他们代表了“中国社会的良心”。
对于工业社会而言，个体的声音微不足道，工业化大生产的轰鸣能压倒任何最强势的个体声音；对于信息社会而言，个体的声音同样微不足道，很快就会湮没在信息海洋中。所以个体必须联合起来组成各种组织，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才能维护自己的乃至公众的权益。因此民主国家非政府组织非常发达。但目前中国的民间非政府组织的力量还太微弱了，还不能与外资企业平等对话，以致于外界听不到中国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的声音，看不到中国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的努力。
第二个原因则是缺乏与国际国外的非政府组织及主流媒体的联动机制，缺少对外资企业的国际监督。
中国政府一向重视与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沟通，但与国际和国外的非政府组织缺乏有效的沟通，这可能与中国几千年的体制有关。中国政府是强势政府、强势行政机关，潜意识中也就认为外国政府也是强势政府，以为政府就可以代表整个社会和所有公民，所以政府间的沟通谅解就够了。
这种情况源于我们对国外的宪政体制不甚了解。现代民主国家是三权分立，政府仅仅是立法机构的的执行机构而已，重大事项必须经议会批准。
在发达国家中，公民的力量同样是弱小的。虽然选举时是一人一票，但选举之后如何监督政府？官方组织是议会，民间组织则是各样各样的非政府组织。事实上议会也算不上是公民代表（议员属于代议制），非政府组织及媒体才是公民代表。虽然各种非政府组织及主流媒体的主张是截然不同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但它们能影响政府决策和议会表决。
而且，很多非政府组织及主流媒体的意见与议会和政府往往是对立的，这在民主国家中是屡见不鲜。与官方的沟通越好，很多时候却往往导致这个国家公民的更多疑虑。因为发达国家公民从来就不认为政府有多好有多纯洁，所以必须加以监督。
非政府组织及主流媒体能对政府和社会施加多大影响呢？从中国玩具事件中可以体会一二。
美国美泰公司因芭比娃娃而闻名全球，于2007年召回了2020万件中国生产的问题玩具，其中 85%的产品是属于美泰公司设计不当引起的。然而几乎所有报道这次事件的美国媒体都是这样写的：这些产品主要由美国厂家从中国进口，所使用的油漆或表面颜料含铅量达危险水平。甚至象《时代》、《纽约时报》这样著名的主流媒体也做了大量的不实报道。美国制造商协会、美国塞拉俱乐部等非政府组织也都推波助澜，中国产品一时是风雨飘摇。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这是戈培尔的名言。在这次事件中，发达国家的公民也被蒙蔽误导了。虽然美泰后来为此向中国道歉，但造成的恶劣影响已不可挽回。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公民容易被蒙蔽误导？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些跨国公司的形象是非常令人尊敬的。不仅有令人放心的品牌、质量和服务以及管理、技术，给予员工非常优厚的薪水和福利，还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既然它们不可能出问题，那就只有中国的制造工厂出问题了。
欧美国家的消费者在享受经济全球化的好处时，可能他真的认为“世界是平的”：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下，欧美消费者得到了物美价廉的商品，同时也为中国工人带来了工作机会和报酬，而且这些报酬要远远高于中国的工资水平。
但他们可能不知道，中国企业得到的收入微乎其微。一个芭比娃娃卖6.99美元，中国企业才得到了35美分。如此之低的代工费还经常被跨国公司以种种理由克扣，“血汗工厂”的出现也就毫不奇怪了。跨国公司此举难道不是在“逼良为娼”吗？是有社会责任感的表现吗？
但如果我们不沟通不解释不通过有效的途径说明情况，国外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媒体、公民怎么可能知道这一切呢？就是中国民众，不也是这几年才知道真相的吗？
既然中国缺乏与国际国外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必要的沟通，别人不理解以至指责我们就很正常了。指责别人“妖魔化中国”是极其愚蠢和极其不负责任，难道中国的儿童就不在被这些含铅玩具毒害吗？这种害人又害已的黑心工厂难道不应该被谴责吗？
其实不光是外资的中国代工厂沦为“黑心工厂”，媒体披露的迪士尼、沃尔玛、耐克、富士康等外企“血汗工厂”还少吗？此前我们给外资戴的高帽子是不是太多了一些？外资企业是为了利润而来的，不是来当救世主的。以前全是正面新闻“一面倒”，现在则是负面新闻成堆，本国民众都难以转得过弯来，外国的非政府组织、媒体、民众又怎么能够理解？
第三个原因是外企的强势地位造就了少数外企频频违法。
中国经济增长依靠“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由于内需持续低迷，经济增长更多的是靠投资和出口。中国外贸依存度高达80%以上，其中加工贸易又占57%。据《2006年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白皮书》披露，迄止2005年末外企员工已达到2500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员的10％。这10％创造的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28.6％，创造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31.41％。
据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2006年8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在39个工业行业中，外企在23个行业中占有优势地位。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外资公司的产品已占据1/3以上的市场份额。外资企业在高新技术出口领域占据了80%，90%的出口产品使用的知识产权来自国外。
中国的复杂性在于，中国有很多假外资企业（实质上是内地资本），但也有很多假中资企业。如广东发展银行、华夏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等银行，中国平安、新华人寿等保险公司，蒙牛、双汇等中国名牌，其实都已经被外资控股了。所以，要统计外资企业的真实实力是非常难的，但外企的地位的确越来越强势了。
值得深思的是，外资企业的强势地位有很大一部分出自政策因素。中国的很多行业都采用了先对外开放再对内开放的策略，外资企业凭借超国民待遇和避税手段，使其能以较低价格开拓和占领国内市场，已对内资企业产生了巨大的挤出效应，大大压制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换言之，外企产生了明显的“挤压效应”。
同时在“市场换技术”过程中，往往以外资母公司的内部技术转让代替技术引进，以购买专利和许可证代替技术引进，以外购成品半成品代替技术引进，只要一形成市场垄断就中止技术更新，再加上外资母公司的技术锁定，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极为有限。换言之，外资并未明显带动中国的技术进步。
但外企的话语权不断扩大却是不争的事实。从外企动辄以撤资来威胁地方政府，到各式各样的为跨国公司游说的利益集团，再到54家跨国公司联合上书国务院，不得不令人警惕。
第四个原因是中国民众的盲目崇拜助长了少数外企屡屡违法。
中国民众似乎从清末开始就对外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崇拜，不光体现在对外国产品的顶礼膜拜，更体现在思想深处的“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这当然不是一个大国国民应有的健康心态，但大众的认知是如此顽强，以至于外资企业都被神化了。
不要以为外资企业就是法律和道德的楷模，它们在本质上依然是经济动物，仍然崇尚狼文化。即使在本国，外资母公司依然是狼，只不过给套上了镣铐。政府、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公民都在时刻提防着这个经济怪兽、资本魔鬼，不惜以最挑剔的目光给以最严厉的审视。在这种氛围下，外资母公司不得不倍加小心，在本国宛若柔顺的小羊，以此来博得各方的信任。鹰临倒不认同发达国家的法制一定健全以致无隙无钻，而是因为法制国家的法制威慑力是如此之强大如此之严厉，以致于没有人敢轻易钻这个空子。
但法制国家并未对因此有最丝毫的松懈，他们深知资本是会吃人的。至于企业社会责任，那是与人权运动、消费者运动、环保运动及劳工运动一起努力的结果，而非企业的自愿选择。外资母公司就是因为发现消费者愿意花更多的钱去购买富有社会责任感企业生产的产品，才积极参与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
只要离开了这种环境，少数外资就一定会露出唯利是图的本来面目。对这一点中国民众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而不是盲目的崇洋媚外，天真的把外资企业捧上法律和道德的至高点。要成为大国公民，就得走出外资企业就是法律和道德楷模的误区。
第五个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分崩离析的诚信体系怂恿了少数外企频频违法。
毒粮油、毒奶粉、有毒鱼、毒食品、毒蔬菜、毒品……假药、假酒、假烟、假名牌、假化肥、学术造假……黑大米、黑煤窑、黑砖窑、黑心棉、黑心店、黑社会……伪造印章、数字、批文、专利、发票、凭据……再加上豆腐渣工程、注水肉、红心蛋、以劣充好、水货、矿难……，真的难以置信这是在中国——一个以“礼仪之邦”著称的文明古国每天发生这样的事件！如果这样的国家都以诚信自居，试问哪种国家不是诚信国家？如果这种企业都有发展前途的话，全球还有哪个企业没有发展前途？
与此同时，“不要学中国人”甚至成了发达国家的共识。与其指责这是在妖魔化中国，还不如扪心自问下：这难道不是中国的现实吗？中国还有哪个地方找不到假冒温了中国社会的诚信危机，还是中国社会的诚信缺失加重了中国企业的诚信危机，差不多已成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鹰临天下必须指出，当前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对外企过激的言论，并非出于民族主义情绪，而是出于中国社会的诚信危机。在一个缺乏信任的社会里，普通民众无法判断一个外企是否真是令人尊重的“企业公民”，特别是风闻这家外企可能存在质量问题和违法行为后，这种情绪就会来得特别强烈。即使事实上这个外企是清清白白的，民众从心理上也可能认为那是“外企公关”的成果，没有诚信的基础就没有沟通的可能。
对于社会而言的诚信体系，对于企业管理者而言就是信托责任，对于企业而言就是企业社会责任。现代社会分工已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注重团体协作，相互信任就是团体协作和社会分工最起码的基础。没有一个健康的诚信体系，是无法打造职业经理人的责任感的，企业的社会责任更成了一纸空文。
如果不含偏见的将外资企业放在中国社会这个大舞台上，外资企业的所作所为也就不难理解了：既然中国人不讲诚信，我为什么要讲诚信？既然中国人不讲诚信却得不到处罚，我为什么不能？既然诚信并非拓展中国市场的必要因素，为何不“本土化”呢？
由此鹰临天下认为，外资企业违法看似是个外部性问题，实质属于中国诚信危机的内部性问题。这也给了鹰临天下一个启示，那就是在全球垂直分工、产业链转移、价值链整合等势不可挡的大形势下，我们一定站在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至高点，才能不孤立片面的看待少数外资企业屡屡违法，才能跳出陕隘的地域和文化之争，才能看清问题的实质，而不是盲人摸象、人云亦云、盲目排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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