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log.china.com:80/u/060919/11019/ 无 鹰临天下 鹰临天下 http://blog.china.com:80/u/060919/11019/200810/3800039.html <![CDATA[ 再论“民航工业向何处去？”——为&nbsp;ARJ-21前途担忧&nbsp;<br>2008-09-09&nbsp;14:02:41.0&nbsp;<br><br>近期看到不少报导有关中航一集团相关ARJ-21支线飞机要请庞巴迪公司搞合作改型，同时又投资参加庞巴迪C系列支线飞机的消息。据作者所知，该两机型是属同一使用功能、大小范畴，并可以相互全覆盖的机型，对中航一集团此举实难理解，因而提出如下质疑看法与大家共同探讨。<br><br>一、千万别忘记惨痛的历史教训<br>1984年5月20日原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的219名工程技术人员上书申述“民航工业向何处去——不要化巨额外汇去组装DC-9超80，建议在运十基础上发展我国的民航工业”（全文见本人博客）。可早在1978年“运十”尚在开始总装前，原航空工业部与麦道公司就在极度保密情况下、商讨用MD—82取代“运十”一事已谈得火热，并在1981年12月与麦道公司代表团共同签署《上海航空工业公司与麦道公司关于MD－82特许、技术协助及采购协议的意向书》，作为日后正式协议的基础，谈判实际上已基本完成只待正式签字而已，等广大群众得知后再上书反映，为时已晚了！1985年初上航公司，航空工业部的中国航空器材公司，美国麦道公司，3方正式签订了《合作生产MD－82及其派生型飞机、联合研制先进技术支线飞机和补偿贸易总协议》及5个分协议，确定引进MD82生产线，并拆掉“运十”生产线为MD82让路的全部正式手续。<br>当年中国有那么多的航空工厂，而且生产能力之强好多家都在上航公司之上，上航公司的厂房又是最小，为什么麦道公司的MD-82非要选在上海呢？可说醉翁之意不在酒，麦道公司首席谈判代表张镇中在事成之后的1985年对欧洲“财富”杂志上公开供认：“因为上海搞过运十，我们才与上海合作；如果不打倒运十，美国飞机就不好打进中国。”；如果一定要引进MD82的装配线，当年好多航空工厂都因生产不足而空闲厂房也有的是，利用空闲厂房再增加一条MD-82组装生产线根本不成问题，那为什么当年航空工业部也乐意鼗MD-82这一条组装线非要用拆除“运十”生产线而放在上海呢？从“运十”尚未出生已在为它做好“寿终正寝”的后事来看，即可看出航空工业部用心之良苦，看来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两个醉翁之意不在酒，迫使“运十”下马夭折，使中国至今没有自己的民航干线客机也是必然的结果。<br><br>二、“信洋不信中”可能再次导入岐途<br>当然，失去的东西已经收不回来，丧失的时间也已无法挽回，但能吸取历史教训才能吃一堑长一智。<br>在热烈庆祝ARJ21即将下线前不久的2007年8月8日传来消息，中航一集团自主研制的ARJ21-700型飞机，将与庞巴迪公司合作来开发再增加20个座位的ARJ21-900改型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全国人民正热切地等待着久经磨难的我国第一架自主研制的支线飞机ARJ21-700能在今年九月份借北京奥运会的春风顺利首飞而不再延期时，7月15日却传来了中航一集团与庞巴迪签订合同，中航一集团旗下的沈飞将以结构件的供应商和风险共担的伙伴身份，来承担庞巴迪公司C系列飞机的机身、尾锥和全部8个舱门等4个含金量较低工作包的设计、制造、装配和售后服务等工作，并支持飞机的适航取证。为此中航一集团还将投入4亿美元以上资金，用于庞巴迪公司的C系列飞机项目的研发和为将来该机卖给中国而在沈阳建立的总装线投资，并对整个项目共担风险。<br>庞巴迪投资34亿美元的C系列飞机，它的计划座席在100-149座之间，同样也可能用于改型至60-100座，是一种有人称之为大支线小干线的飞机，并计划在2013年投产，也相当于波音、空客生产的B737、A320系列最小型飞机；它与ARJ-21都为每排五座的同量级的飞机，自然ARJ-21的系列化飞机与庞巴迪的C系列化飞机，会在所有型号上都处于完全重叠的状态，与ARJ21-900计划2011年推出在时间上也是非常接近。这必将会发生正面、全程的冲突；对我国即将投入研制的单通道、六排座、大小应可覆盖至100-240座整个范围的干线客机——“大客”，庞巴迪的C系列飞机又必然要与“大客”的小容量型号也将发生冲突而无疑。<br>早年加拿大的庞巴迪公司开始酝酿C系列飞机时，因与B737、A320有可能形成竞争，而受到2家公司的联合封锁打压，没有一家厂商敢为它提供发动机来得罪波音和空客而几乎要偃旗息鼓，这也是前几年中航一集团某些领导公开反对研制我国大飞机而提出质疑的理由之一。几年前庞巴迪才找到中航一集团并希望后者在该项目中担当关键角色，一集团真是求之不得，由于中国航空工业的主管部门从来就是“信洋不信中”所以自然会一拍即合。<br><br>三、可能再次进入圈套<br>加拿大的庞巴迪公司为什么要寻求中航一集团作为主要合作者呢？作者认为主要理由有二条：第一是，借合作机会想抡占中国市场，至少也可抢占ARJ-21的一部分中国国内市场，甚至把它挤垮；第二是，由于中国市场大，波音、空客也是不敢冒昧地得罪中国而进行封锁、打压。当中国刚公布要开发单通道、150座级的“大客”时，波音即时放出风来说：“可以想像波音与中国伙伴之间的合作”，甚至说“波音认为最终要放弃波音７３７和Ａ３２０级别的市场”就是一证，当然不能把它当真，只能警惕为“糖衣炮弹”，但至少说明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另外包括发动机在内的其它主要配套设备厂商，也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而不愿意得罪中国市场这位大顾客，纷纷表示要在中国建厂来“支持”中国的“大客”。而当年加拿大由于国内市场有限，波音、空客又担心庞巴迪进入国际市场而多一个竞争者，所以不顾同为“自由世界的伙伴”而毫不留情出手封锁、打压。庞巴迪之所以会主动找中国来当个小伙计（中国只占总投资34亿美元中的4亿），实为想“狼借虎威”拿中国作挡箭牌来防止波音、空客的再次封锁打压。既可挡住封锁打压又可占领中国市场，甚至搞垮ARJ21这个竞争对象，做到一箭多雕的目标，何乐而不为呢？只能说明人家既高明又精明、更有商业头脑。可悲的是，我们中了别人背后的暗箭，还把他当成给自己送“免费馅饼”的亲密战友！<br>当年“运十”尚未出世，麦道公司的“朋友”就不请自来送上了MD82这个已山穷水尽的“现代化干线飞机”，还主动提出要“与中国联合研制先进技术支线飞机”为鱼饵，而我们的航空工业部还信以真地欣然照单接受，并按照张镇中设计好的“如果不打倒运十，美国飞机就不好打进中国”的圈套，自觉自愿地向圈子里钻，并高高兴兴地把扼杀“运十”作为奉献给这位合作者的重镑“婚礼”。而结果呢，MD82只组装了30来架，因为麦道被波音兼并就单方面中止了协议。“共同研制先进支线飞机”一事，只由中方独自提出方案后，麦道公司来了几次“专家咨询”，并收取了几百万美元的“咨询”费后又是不了了之。当今又来了个庞巴迪更不高明的圈套，而我们的老总们还是照单签字、入套，看来很可能又是一个MD82方案的翻版，损失可能会更惨，必然会再一次“赔了夫人又折兵”，后果也可想而知了。<br><br>四、后果不堪设想<br>如果按上述报导发展下去，ARJ-21很有可能步“运十”同样的命运而消失。对这样的做法，作者有如下一些问题无法理解，提出来与大家进行探讨：<br>1、为什么又不会干了？要请洋人来帮忙！<br>按照中航一、二集团的正式报导，ARJ-21是我国第一架自行设计制造、70座涡轮风扇发动机的支线飞机，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虽然飞机的首飞进度曾一再推迟，但总算计划能在今年九、十月份首飞上天，即使几经波折但总也是中国自已研制的一架飞机。中国人既然已设计和制造出了70座的ARJ21-700，再将机身等剖面段拉长2、3米，增加它个20个座位，怎么就又不会干了呢？还得去请世界上属于2、3流水平的洋大人来帮助搞“合作”改型！真使人匪夷所思，还是另有难言的隐情？作者虽也能猜出其中奥妙之一、二，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可能改也难，但我想今日当权老总的心目之中定是一清二楚，恐是有难言之苦，我想何必要旁人多嘴了。<br><br>2、当心引狼入室<br>虽然进度一再推迟、投资翻番的ARJ21-700快要试飞之际，中航一集团又要去投资加拿大合作开发与ARJ-21一样用途的庞巴迪C系列支线飞机，这是为什么？是否中航一集团因ARJ-21进展不顺利而把它看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了？还是认为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对它失去信心而想另谋出路？采用投资庞巴迪的C系列而想为ARJ-21准备后事？此情此景与当年“运十”的处境是多么的相似啊！虽然ARJ-21目前确实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不足，但作者认为只要用人得当，这还是能改得好的飞机，中国有句富有哲理的俗话叫“瘌痢头儿子自己的好”，不要总认为“洋货”就比“国货”好，更不要象熊瞎子摘包米一样，摘一个丢一个。这个项目可已经化费国家50多亿人民币、又历时近8年之久的大工程，总得要对得起全体纳税人，还得要有脸再见江东父老啊！<br>作者希望自己上述分析是错的，并希望中航一集团对ARJ-21有充分的信心和启用会干的人，把它很快改好并投入航线使用。但使人难以想象的是，为什么要给ARJ-21最危险的竞争对象的庞巴迪去投资？并把中国的国内市场奉送给竞争对手？很难说得通的是，自己已设计成的飞机还要请竞争对手来作一次技术含量不高的简单改型？这不是在引狼入室吗？喂大、喂壮了庞巴迪的C系列，必然会出现挤掉ARJ-21和“大客”的小客座级别型号的市场，把好端端的一个国内市场份额就会拱手送给外国人无疑，难道一集团就真会可能是没有考虑过吗？更为奇怪的是，在ARJ21-700和“大客”均进入关键阶段、同时参与了上述两个项目的中航一集团且和庞巴迪正式走到了一起，目的又是什么？千万别忘记小学课本中就有的那个“农夫与蛇”故事的教训，引狼入室结果必然吃掉自家的羊群而搅个天翻地覆，请进来容易想赶出去就难啦。<br><br>五、期望语<br>总之，希望中航一集团在决策时能以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重，毋须妄自菲薄，更不要引狼入室，再不要重复发生引进MD82的覆辙之痛，希望能三思而行。<br>当“高薪低能”的中国足球彻底告别了奥运会后，“男足‘义’骂”——东方早报评论，在结束语中，对国人提出这么的一句话：“您总不能混得比中国足球还差吧”，希望这句话并不适用于中国航空工业的领导者吧，以慰关心中国民航工业走向和希望的广大群众那颗期盼已久的可怜心吧。<br><br>吴苕溪&nbsp;2008年8月15日<br>]]> 星期四, 02 十月 2008 05:17:16 GMT http://blog.china.com:80/u/060919/11019/200810/3800039.html 2008-10-02T05:17:16Z http://blog.china.com:80/u/060919/11019/200808/3606111.html <![CDATA[ 李昌平:我想不出土地怎么去私有化<br><br>2008年08月27日&nbsp;&nbsp;《财经文摘》<br><br><br>本刊记者&nbsp;齐介仑<br><br>&nbsp;<br><br>《财经文摘》：通州宋庄“画家村事件”你可能听说了，你怎么看集体所有制？&nbsp;<br><br>李昌平：在画家与农民的官司里面，画家并不吃亏，而且这也不是吃不吃亏的问题，当然也和地权私有化没什么关系。你去找法律依据可以看到，在市场经济下面，集体所有制不是公有制，它是民有制。毛泽东说，“集体所有制是半社会主义的”，为什么是半社会主义，而不直接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呢？&nbsp;<br><br>比如说，我们三个人是一个集体，这个土地归我们所有，怎么会是公有制呢？就像股份制企业一样，公司是我们几个人按相应股份共同所有的企业，上市了就是公有制了吗？当然不是。集体也是一样，它是成员制，是我们几个成员所有，怎么可能是国有制、怎么可能是公有制呢？集体所有制里包含了私有制。“私有”这个概念，看你怎么去定义了，究竟是“大私有”还是“小私有”，是不一样的，我们两个人共同拥有，你可以理解为私有，也可以理解为我们两个人共同所有，但它至少是民有制的，和国有制是有本质区别的。&nbsp;<br><br>有些学者根本就不懂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永远都不会土崩瓦解。在中国，它永远都会存在，而且瓦不瓦解是农民自己的事情，别人没权力去说。比如说村子里面的水塘、风水林，它是属于集体所有的，是集体所有制当中的一种形式，叫做共同公有制，那个水塘怎么可能私有呢？风水林在农村有它独特的功能，能把它私有化吗？不能私有化。&nbsp;<br><br>私有化是“按户占有”还是“按人占有”呢？有人说，“按户占有”也不是私有制，还要考虑让它“按人占有”，因为姑娘嫁出去要把地带走，必须量化到人头上来。农村没有现代制度体系，农地不像城市的房产，可以量化到个人，可以进行交易，比如说北京密云水库，你告诉我，怎么去私有化？&nbsp;<br><br>怎么能够按照城市的话语去说农村的事情呢？这是城里人想当然说出来的一套东西，农民并没有听懂，实际情况也并不是这个样子。我可以说，今天讲私有化的所有学者，都没有讲清楚该如何去私有化。反正我是想象不出怎么去私有化。&nbsp;<br><br>在中国的清朝也好、民国也好，还是清朝往上走也好，有多少公田？那是私有制吧？民国，公田面积达到百分之三十几，怎么可能把农村的土地搞到私有化的程度呢？土地问题从来都是允许公田存在的，有以户为单位存在的，有以学校为单位存在的，有以家族为单位存在的，也有以寺院为单位存在的。为什么要私有化？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这是某些学者自己想出来的一个问题。&nbsp;<br><br>《财经文摘》：你对农民在自己的农地上开发小产权房的合理合法性如何看？&nbsp;<br><br>李昌平：可以啊。农民有这个权利为什么不可以呢？为什么集体的土地就不能够建房子呢？当然可以，宪法是允许的。至于说其他法律不允许，那就要其他法律改过来。但这个问题不能和私有化混为一谈，是和私有化没有关系的。&nbsp;<br><br>《财经文摘》：也就是说，你支持小产权房合法化。&nbsp;<br><br>李昌平：它只要有产权，就可以去交易，管它大产权还是小产权呢！集体用它自己的土地建房子??当然了，它要依法去建，如果是集体建设用地，政府就应该允许它进行交易，因为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所有制平等、主体平等，不管你是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还是个人所有制。而且并不因为土地是国有的，就值钱，也不因为土地是农民个人所有的，它就不值钱，否则就违反了市场经济的原则。只能说我们还不懂市场经济，以为只有私有化了才是市场经济，这是不对的，因为市场经济是允许国有制存在的，是允许集体所有制存在的，是允许个人所有制存在的，是允许家庭所有制存在的。干嘛一定要私有化呢？这就叫极左。这和“文革”是一样的。原来只有公有化是对的，现在是只有私有化是对的，这都是极左的表现，并不什么所谓的自由主义，思想上的偏右，行动上的极左。是不是也要把天安门私有化、把长城私有化，把我们的地铁、公交车全部私有化？&nbsp;<br><br>《财经文摘》：如农民进城打工或举家迁徙，那它是否可以退出集体，如果不能退出，土地岂不撂荒了？&nbsp;<br><br>李昌平：干嘛撂荒呢？&nbsp;<br><br>《财经文摘》：那怎么处理呢？&nbsp;<br><br>李昌平：你把地还给集体，集体给你一笔钱，让你走路啊！&nbsp;<br><br>《财经文摘》：哪个农民是拿了钱退出集体的？&nbsp;<br><br>李昌平：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因为现在的学者根本不懂农村那一套，制定了很多限制农民、限制农村的政策。你像我，读书从农村出来了，当初集体给我卖了粮食，给我出了钱，然后我从农村户口变成了商品粮户口。在上世纪80年代确实是这样的，是有一个退出机制的。到后来，一些学者根本不懂农村的实际情况，设计出了一套东西，把农村搞乱了。特别是现在的一些学者，不懂农村的情况还瞎嚷嚷。<br>《财经文摘》：主要是哪些人呢？&nbsp;<br><br>李昌平：基本上都是如此。不是说有分割权吗，我要退出，集体就该给我钱，这是一个退出机制，但这并不是集体所有制本身的问题。现在说农民种地不要交钱了，土地是农民集体的，我们集体的地给了你一个人种，你该不该交钱啊？为什么不交钱？你交了钱了，集体有钱了，有人再要退出的话，好，我给你钱。为什么现在给不了？是因为中央规定说，分到户，永远都不变，不准收钱，还叫集体所有制，还叫家庭承包，这就限制了农民的退出权利。这并不是集体所有制本身的问题，是你没有完善集体所有制，或者你把集体所有制搞乱了，是这么造成的。谁造成的呢？难道不是北京那些制定政策、制定法律的人搞的吗？消灭集体所有制、说它不好??这是一个很愚蠢、很主观的想法。&nbsp;<br><br>集体所有制下，地权就是农民的。你去看土地的相关法律，特别是宪法规定，土地的权利就是农民的，没有说它是村干部的，也没有说是国家的，其实就是农民的。只是你最后没有落实，特别是《土地承包法》和《土地管理法》这两部法律，本来就是想瓦解集体所有制。干了件很坏的事情，就是把农民的地权给剥夺了，剥夺了集体所有制就等于剥夺了农民的地权。因为宪法规定，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这个已经定性了，但是你看《土地承包法》，它就否定了集体的权利，说种地不要钱了，不用集体交钱了，那就否定了集体所有制，那它变成什么所有制了呢？它变成了土地国家所有、农民30年承包。这就是否定集体所有制的后果。&nbsp;<br><br>另外，《土地管理法》说，把土地从农民那里征过来，给农民30年补贴。30年补贴是什么？是使用权。政府征过来的是什么？是所有权。为什么政府拿过来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却只给农民使用权的补贴呢？那集体的所有权呢？30年到了，集体能不能和政府打官司呢？因为你政府只补偿了30年，只补偿了使用权，那所有权还是集体的！这个事情是谁干的呢？是制定法律的人干的，是北京人干的！为什么要这样干呢，就是为了否定集体所有制啊！否定了集体所有制也就否定了民有制。&nbsp;<br><br>无论是私有化也好，是什么化也好，必须立足于民有制，从集体所有制开始，在民有制的框架里面谈怎么去改革。现在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先把集体所有制否定掉，再怎么改？没办法改。&nbsp;<br><br>很多人说，集体所有制很坏，但我想问他：集体所有制怎么会坏呢？集体所有制和我们现在的股份制不是差不多吗？至于说集体内部有什么问题、哪个干部权力大了些，那是一个民族的问题！&nbsp;<br><br>《财经文摘》：那你怎么解释“集体所有”与“村干部所有”的关系？&nbsp;<br><br>李昌平：这就是想当然的话语，这是某些学者为了否定集体所有制而想出来的话语，实际情况远远不是这个样子。我来问你，是谁抢占了大寨村的土地，是谁抢占了华西村的土地，又是谁抢占了南街村的土地？这些村庄可都是搞集体所有制的，可它为什么搞得这么好呢？难道说他们的村支书好得不得了？那你去温州采访，温州有个将军村，依然是土地集体所有制，每征一块地，都必须要经过全体村民开大会讨论才能通过，那个村支书在任上有十几年了，集体经济搞得好得很，是温州最富有的村庄之一。&nbsp;<br><br>凡是土地分到户的地方，村集体是没有能力去保护地权的，所谓一定的产权要支撑一定的治权，用一定的治权来保护一定的产权。一家一户产权的话，集体经济不是很强大，产权到了户了，好，政府要征你的地，就给你补贴30年，你一个人对抗政府怎么行呢？如果有集体所有制，土地法也好，宪法也好，说得都很清楚，必须要有70%以上的村民同意，政府才能够征地。政府说，我不要征得集体同意了，只要和你们一家一户讲，村子里面盖个章。你想想，一个村长怎么可以敌得过政府呢？你当了村长，也会帮着政府征地，因为征的地，并不是你的，是农民的那个所谓30年不变的权利。&nbsp;<br><br>很多学者不懂农村，在那里瞎说，一方面要否定集体所有制，一方面又要地权归农，这是矛盾的！集体所有制就是地权归农啊，为什么没有实现归农？因为你否定了集体所有制！你不否定集体所有制，地权就可以归农！&nbsp;<br><br>《财经文摘》：实际上你是用了一个民有的概念，去取代私有化这个说法，谈私有化不安全？&nbsp;<br><br>李昌平：不对。私有与私有化是两个概念，我主张私有，但我坚决反对私有化。比方说，有了集体所有制，国家发了土地集体所有权证，这个集体的内部是可以进行改革的，是可以对集体所有制进行完善的，这是我们内部的事情。我们说，这一片地，有基本农田保护法，你不可以把所有的土地都用来搞工业。这一片是搞农业的，是集体所有的，我们也可以分到户，而且以后永远都不变了，那也就是他们理解的私有化了，对不对，叫作农地的永佃，不变了，永远都不变了，那好啊，这个问题不就明晰了嘛。<br>你也可以认为，一家一户经营没有效率，就像华西村和大寨村一样的，那么不搞一家一户经营，我们对外招标，承包费按人头分配，用这种形式也没错啊！这就是农民有选择权，有自主决策权，不由你学者说什么“你们就应该搞私有化”，谁赋予学者这样的权利？这是人家农民自己的私权，你干嘛要干预？&nbsp;<br><br>这片地是我们一家五兄弟的，你来个学者说，不行，你必须要给把这个地分到他们家里的每个人头上去。那是我家里的家事，关你学者啥事啊！这叫侵权，国家不能侵权，学者也是一样的，也要守法，也要尊重农民的权利，不是凭着一个概念，一个理念，就说什么应该私有化!&nbsp;<br><br>比方说农业的水利问题，它就是一个强制性的问题，不是一个可以民主的问题。比如一个村子的水系，它是一个公共品，就不能把它私有化。这片地，种棉花或者种蚕沙，如果有一个农民说，我不种蚕沙，就要种棉花。那么，整个那一片地就得都种棉花。为什么呢？因为棉花要经常打药，蚕沙的叶子一打药，蚕吃了就不结茧子。&nbsp;<br><br>农业之间的联系和城市住房问题是不一样的！它有农民自觉的问题，所以要村民自治，你不要干预，如果你干预的话，一个说我愿意种棉花，那其他人就死定了。村庄共同体里面的很多问题不是城市人想象的那么简单。&nbsp;<br><br>一个公共水系好好的，有一个人提出要自己打个井，说我不用公共水系了，好，那公共水系搞破坏了、搞垮了，地下水一采起来，土地沙化，怎么办呢？同时，一家一户打井，那个费用得有多高！这是需要维护一个村庄共同体的，这是农业的特点。&nbsp;<br><br>我也不是说绝对不能把产权分开，只是说选择权在农民。中国的土地制度，真的很复杂。我们第一步，是必须要把集体所有制搞落实，因为宪法规定有集体所有制，要依法来。如果《土地管理法》或者《土地承包法》违反了宪法，那就要改，而不是要否定集体所有制。&nbsp;<br><br>凡是在否定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搞的其他法律，都只会害农民。特别是很多不懂农村的人，提出来所谓的否定集体所有制，搞私有化，并在此基础上，搞了一些法律，害的就是农民。前不久不是黑龙江很多地方的农民说，他们要收回地权，都是北京的一些根本不懂农村的人，纠起农民来发表的一些声明。声明我看了，否定集体所有制，收回地权。没有集体所有制，你怎么收回地权？&nbsp;<br><br>《财经文摘》：怎么不能收回呢？&nbsp;<br><br>李昌平：你到法院去告，凭什么去告？农民惟一一个可以收回地权的法律，就是宪法，就是集体所有制。集体去告政府，说这个土地是我们的，是因为宪法规定这个是我们的，你才有法律依据啊，你把集体所有制否定了，怎么去收回地权？就没有所有权了。所以说，收回土地所有权，前提是必须在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之上，这样才有法律依据。&nbsp;<br><br>在民有制条件下，是采取股份制，还是采取按户所有制，抑或采取按人所有制呢？民有制下面有多种形式，不排除按人占有的私有制，也不排除按户占有的私有制，也不排除按股份所有的私有制。所以，集体所有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它的演化有一个非常长的过程，不可以一句话说到底。我在农村呆了这么多年，实在是想不出今天如何用一句话把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设计好，说，你们私有化吧，这是没办法操作的，是要搞死人的。&nbsp;<br><br>]]> 星期四, 28 八月 2008 05:30:46 GMT http://blog.china.com:80/u/060919/11019/200808/3606111.html 2008-08-28T05:30:46Z http://blog.china.com:80/u/060919/11019/200808/3569002.html <![CDATA[ 韩德强：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大萧条（旧文）<br>在谈论全球化时，我们常常注意到一种貌似中立的观点，即，全球化虽然会带来两极分化，但却能使世界经济增长，因此只要注意更加公平的财富分配，全球化将给所有人都带来好处。然而，在我看来，全球化不但会造成全球两极分化，而且会使世界经济衰退。在本文中，我将试图阐述以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资本流动自由化为核心的全球化如何导致世界市场需求萎缩，进而使世界经济全面衰退的历程。本文还进一步论证，未来十年将是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十年，其烈度将超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以2000年4月美国纳斯达克指数崩盘为标志，大萧条已经到来。本文的观点是以对竞争和危机关系的全新理解为基础的。<br><br>一、竞争激烈导致经济危机<br>在西方经济学词典中，没有一个词比竞争更好的了。完全竞争的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市场，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经济需要。在这一视野中，供给自动产生需求，或者说供给和需求自动平衡，经济像一架精密的机器运行良好，不会产生经济危机。<br><br>然而，事实上，竞争恰恰是危机的来源。历史上每一次经济危机的酝酿、爆发和解决过程，都是主导产业投资过度，竞争激化，以致主导产业原材料成本上升，产品价格下跌，利润萎缩，大量企业破产倒闭，酿成危机。而随着企业大量破产，加以新的主导产业的出现，或新的市场的开发，市场重新供不应求，同业竞争缓和，经济危机才能得以解决。<br><br>竞争的核心是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或企业争夺同一资源。在亚当·斯密开创的经济学中，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将自动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然而，在争夺同一资源如目标市场、待分配利润、原材料等的竞争中，一方利益的最大化便是另一方利益的最小化，换成戏剧性的语言便是“你死我活”。因此，竞争也可以看作是战争的日常化。我们知道，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是双方人员伤亡和武器损失最大的时候，相似地，竞争最激烈的时候是各方利润大量萎缩，企业大量破产倒闭的时候。然后优胜劣汰，在大量资源被浪费掉以后，剩余资源才被配置到竞争力最强而且最善于运用竞争谋略的企业或个人手中，该产业将形成相对垄断格局。由于相对垄断，企业的利润率上升，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招工人数增加，并吸引新的竞争者来抢夺垄断利润，该产业将再一次出现生产过剩，竞争再度激化，产业再度陷入危机。就这样，每一次危机结束，垄断程度都将上升，垄断范围都将扩大。事实上，二百多年经济竞争的结果，是《财富》杂志500强在世界范围内垄断了煤、石油、钢铁、汽车、飞机、船舶、化工、机床、发电设备、半导体、计算机、软件、电信、传媒等各主要行业。最近十多年来，在发达国家出现了所谓强强联合的大规模兼并潮，以案值3500亿美元的美国在线购并时代华纳案为最高峰。<br><br>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产业陷入危机并不意味着全局的经济危机，反过来，全局经济危机也不意味着任何一个产业都陷入危机。但是，一旦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如十九世纪初期的纺织业，十九世纪中后期的铁路，二十世纪初期的汽车、化工，二十世纪后期的半导体和计算机、电信等，陷入危机，则常常意味着全局性的经济危机。那些非主导的产业在某个局部地区陷入危机，例如纽约的旅馆业，或东京某区的餐饮业，即使在经济繁荣时期，也可能因为投资过剩、竞争激化而陷入危机。在经济危机时期，某些新的产业可能在悄悄生长，例如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美国铁路危机导致全局经济危机时期，石油工业却由于洛克菲勒完成托拉斯化而利润丰厚。<br><br>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竞争缓和导致经济繁荣，而竞争激化导致经济危机。由于金融业的存在和发展，繁荣会被延长，而危机也会被加剧。在竞争缓和时期，金融业发放大量贷款，扶植新竞争者进入利润丰厚的行业，由此带来相关设备和原材料行业的发展，使就业增长，消费旺盛，从而给利润丰厚的下游产业扩大市场，形成良性循环。随后，由于需求增长跟不上投资扩张，到某一点良性循环就终止，而恶性循环却开始了。企业纷纷打价格战，降低成本，削减工资，从而缩小了市场，为争夺缩小了的市场，只好进一步打价格战，进一步降低成本，削减工资，直至大量企业破产倒闭，陷入全局性经济危机。<br><br>&nbsp;&nbsp;&nbsp;&nbsp;&nbsp;二、竞争缓和是二战后黄金时期的原因<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二战结束以后直至七十年代初期，西方世界有一个所谓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发达国家作为整体，年均经济增长高达4.4%，是其后二十年(从七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的年均经济增长率2.2%。这使经济学界产生过很多乐观想法，例如劳资矛盾解决了，经济危机被熨平了甚至是消失了，经济将实现自动和无限的增长。这段黄金时期也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中引起广泛注意，在中国，人们认为这是生产力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自我调节的产物。<br><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然而，从竞争与危机的角度看，这一黄金时期无非是西方各大国经济竞争缓和的表现。众所周知，二战后美国拥有世界50%的生产能力和70%以上的黄金储备，其竞争实力远在欧洲各国和日本之上。1950年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为英国的3倍，德国的4倍，是日本的更多倍。美国制成品的生产为西德的6倍，为日本的30倍。美国煤矿的生产率比英国、西德高3-4倍，是法国的7倍。因此，战争刚结束时，美国的政策是利用美国统治的全部优势，为美国资本取得最有利的地位，迫使各国开放市场，接受价廉物美的美国货，摧毁德国、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的经济，夺取这些国家对殖民地的统治和影响，从而实现美国独霸西方世界的美梦。为达此目的，美国对盟国援助只用于救急，不是帮助盟国重建生产体系；援助都附有“排除国际商业中的一切歧视待遇的协议”，并且在货币和贸易体系计划中，美国不让各国为平衡支付而限制贸易。最重要的是，美国以防止德、日再次侵略他国为名，制定了拆毁德国、日本军事工业的计划，从根本消灭这两个新兴工业强国的竞争能力。如果这一切都成为现实，则美国将成为新的世界工厂，而欧洲和日本将成为美国的原材料及初级产品加工地，那里的经济需求将无法增长，一个长达二十多年的繁荣期也就不可能出现。<br><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事实上，美国的这一商业野心并没能实现。随着美国商品大量输入各国，随着拆毁德、日两国军事工业的进程的开始，欧洲和日本国内失业工人大量增加，各国共产党势力迅速壮大，美国不得不更弦改张。美国统治精英终于发现，他们的头号敌人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而不是欧洲和日本，因此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变消灭竞争对手为扶植竞争对手。主要措施有三，一是著名的马歇尔计划；二是停止拆毁德国和日本的军事工业；三是允许日元、英镑、马克等货币贬值，例如日元贬值到1美元兑360日元，从而减少美国货对各国市场的冲击，并使各国有能力对美出口。此后，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日本又成为美国军火的前线供应商，发了一笔战争财。这些措施从效果来看，可以一言以蔽之，即美国采取了单方面自由贸易，而允许各国贸易保护的友好态度。此后，欧洲和日本生产能力得以重建，内需扩大，给美国商品提供了更大的市场；欧洲和日本产品输出美国的数量不断增长，但却仍不足以平衡来自美国的进口，美国进出口仍然保持大额顺差，世界经济进入良性循环。<br><br>美国之所以能够采取扶植竞争对手的作法，客观上是由于美国工业的竞争力远高于日本和欧洲各国。然而，由于高工资成本和低积累率，美国的优势逐渐在丧失。1955年到1970年间，美国制造业固定资产总额增加了57%，西欧主要国家增加了116%，日本增加约500%。1960年，美国制造业每小时劳动成本约相当于西欧的3倍，日本的10倍。如此巨大的成本差距造成美国外贸顺差不断缩小，黄金储备不断下降。到1971年时，首次出现贸易逆差。美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1955年为36.3%，1960年为33.7%，1965年为31.3%，1970年为30.2%，1975年为24.5%。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为标志，美国竞争力已经衰落到与欧洲、日本平起平坐的地步，而且其衰落趋势还在进一步发展。<br><br>也就是说，为了应对冷战需要，美国做出了重大的战略牺牲，培养了自己的经济竞争对手。然而，恰恰在这一段培养竞争对手的竞争缓和时期，世界经济经历了大繁荣。<br><br>三、竞争激化造成世界经济螺旋下降<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美元与黄金脱钩的同时便是美元贬值。从那时起，美元和日元的比值从1：360曲线跌至1：120左右，与英镑、德国马克等主要货币的比值也一路下跌。美元贬值一方面使世界各国手中的美元储备购买力降低，能购买的美国货物减少，另一方面则是增强美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削弱各国对本国市场的保护，并增加向美国出口的难度。同时，美国企业以更大规模、更快速度向海外转移生产基地，降低成本中的工资比例，从而使美国对欧洲和日本的成本劣势得以减轻。第三，美国迫使各国更大程度地开放市场，但与此同时，却用特别301条款加强对本国市场的保护，实行超级贸易保护主义。<br><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这三条措施实际上是七十年代的各国经济停滞膨胀的根本原因。由于采用浮动汇率制，美元贬值引发了一场汇率大战，日元、马克、英镑争相贬值，造成难以抑制的通货膨胀；同时，由于美国实行超级贸易保护主义，各国对美出口减少，而进口增加，经济增长自然放慢；美国的处境则是略有改善，贸易逆差增长放慢而己。第三，不仅美国，而且日本、欧洲各国都竞相将生产基地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造成国内外需求萎缩，这是最具破坏性的。当美国将汽车生产线转移到墨西哥时，本国失去一个30000美元的工作岗位，而墨西哥增加一个3000美元的工作岗位。27000美元成为汽车公司的收益，该收益将用来降低车价，增加高级雇员薪水，增加企业利润。由于工资是消费需求的来源，而利润则是投资的来源，就世界范围而言，需求减少了，投资却增加了，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了。就墨西哥而言，得到一个3000美元的工作机会似乎是好事，然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技术和品牌加墨西哥的工资，可以使墨西哥本国汽车业破产，使墨西哥的需求不是增长而是萎缩。<br><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从理论上说，如果没有新的产业革命，随着美、日、欧三大经济区域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滞胀将持续下去，直至各国企业大量破产，演变成世界经济大萧条为止。但是，有一个办法可以使大萧条推迟到来，那就是寅吃卯粮，赤字消费。<br><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从里根上台起，美国一方面减税以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一方面又扩大军备以增强内需。这一增一减所造成的财政赤字由发行高利率的国债来补偿，使里根任内美国国债大规模增加，形成八十年代的“赤字繁荣”。布什总统萧规曹随，继续赤字财政。到1994时，美国政府债务即高达4.6万亿美元，每年仅支付国债利息就需要3000亿美元。这还仅仅是狭义债务。如果算上由联邦政府担保的广义债务，则债务数量更加惊人。政府债台高筑的同时，公司债务和个人信贷消费的数额也不断膨胀。1980年，全美工商企业负债总额还只有1.4万亿美元，到1991年3月，已达3.5万亿美元。同期，全国居民负债总额从1.4万亿美元上升到4.1万亿美元。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各项负债继续上升，截止到2001年第一季度为止，美国政府、企业和居民负债总额已高达31.6万亿美元，是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倍，其中政府债务7.08万亿，企业债务15.18万亿，居民债务7.23万亿。不仅美国如此，日本以及欧洲各国都债台高筑。日本国债已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130%，企业和居民负债也数额惊人，特别是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负债，已经达到使日本金融体系全面崩溃的地步。欧洲各国的政府债务比美、日都少，因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各国总负债不得超过60%，其代价是欧洲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缓慢。但欧洲企业和居民的负债却不低。例如，在九十年代后期的电信投资热潮中，银行向电信企业发放了数千亿美元的贷款，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消息，这些贷款只有1%能够收回。<br><br>在发达国家债务惊人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也在继续上升。从1982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以来，发展中国家已经多次爆发大规模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危机。墨西哥、巴西、东亚、俄罗斯、土耳其、阿根廷这些被西方国家视为经济自由化模范生的国家一个个在金融危机中倒下，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出售国家的土地、矿产、电信、铁路等有垄断利润的主权性资产，紧缩财政开支，削减福利措施，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早已被视为第四世界，除了饥荒、战乱的消息，已经没有什么能引起外界的兴趣了。1987年时，第三世界债务总额升至10000亿美元，约占第三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5%，各国经济增长几乎全部被债务本息吸干。然而到1996年时，这一债务总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增长至将近20000亿美元。<br><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如果说，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家、企业、居民的债务都已高得惊人的话，那么谁是债权人呢？债权人是一小部分控制垄断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大财团。换言之，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是这一小撮大财团发放贷款，维持了微弱的世界需求增长，使本来可能于八十年代初期、最晚九十年代初期就爆发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得以拖延至今。<br><br>九十年代初期美国和世界经济的衰退已经十分严重。从1987年股市大暴跌开始，美国经济就走下坡路，至1990年正式进入衰退，企业破产倒闭的数量不断扩大，失业率不断上升，几经反复，于1993年第二季度才出现强劲回升，开始所谓九十年代的新经济繁荣。然而美国九十年代繁荣的国际背景却十分暗淡，欧洲低速增长，日本零增长，中南美洲、东南亚经济危机，前苏东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大幅度降低。在这个全球经济互动十分密切的时代，美国经济何以能一枝独秀呢？难道美国的国际竞争力重新恢复了吗？事实并非如此。伴随着美国新经济的是贸易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巨额逆差。贸易逆差在1999年高达3389亿美元，2001年更将高达4500亿美元。与此同时，则是日本、欧洲、中国、俄罗斯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巨额资金流入美国。日本的零利率政策不但没有启动国内投资，反而促使其流向高利率的美国追逐高额利息。欧洲经济的低增长也使欧洲金融投机家把资金注入美国。经济总量只及美国十分之一的中国所购买的美国国债就有800亿美元，俄罗斯经济垮台后大量资金也涌入美国。据估计，仅1997年金融风暴后，从东南亚地区流入美国的资金就高达8000亿美元。<br><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这就形成一个奇怪的循环，各国出口赚美国人的钱，然后又购买美国股票和债券，借钱给美国人花，美国人花钱又支撑了美国和各国经济的增长。美元源源不断流向世界，世界又把美元送回美国的债市和股市。如此恶性循环，美国的债务越来越多，贸易逆差越来越大，世界经济的总需求越来越低迷，股市却越来越高。这一循环的唯一可能结果就是一场世界经济大萧条。由于这场大萧条八十年代初和九十年代初两次被推迟，一切可用的财政和金融手段都已用尽，其烈度将超过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与三十年代不一样的是，这回再也没有财政和金融手段可以施展了。<br><br>四、全球化为国际经济竞争的加速激化铺平了道路<br>七十年代美国应对竞争力相对衰落和经济滞胀的三大措施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也意味着所谓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为了灵活地运用美元的贬值和升值，这就需要资本流动自由化；为了顺利转移生产基地，需要第三世界各国的配合，这就有投资自由化；为了加强美国商品的出口，这就有贸易自由化。这是七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三大支柱。<br><br>资本流动自由化使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就不再局限于技术、成本的竞争。一国汇率贬值意味着该国的全部商品对外出口竞争力增强，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则意味着国际竞争空前激烈。不仅如此，资本流动自由化还使一国调控经济的货币杠杆失灵，使国家的货币主权受到严重威胁。资本流动自由化还有一个加严重的后果，就是使世界市场需求萎缩。1966年美国的全部外汇交易额中，商品进出口额所占的比例为80%以上，采用“浮动汇率”制度近三十年后，这一比例降到了1-2%。这意味着大量资本停留在外汇市场，投入实际生产的资本下降，投资需求萎缩。<br><br>由于投资自由化，跨国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求最低成本、最低税收，迫使各国争相向跨国公司减让税收、压制劳工运动、减低工资。发达国家的工人面临工厂关闭、转移的威胁，被迫接受资方裁减员工、降低工资、增加工作量的要求，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则在跨国公司的打击下大量破产倒闭。其结果则是世界市场的消费需求萎缩。<br><br>由于贸易自由化，各国中小企业和农业跨国界相互竞争，价格不断下降，工资成本不断被压缩，大量缺乏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纷纷倒闭，造成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进一步萎缩。<br><br>因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既是发达国家国际竞争激化的产物，反过来又系统地加剧了国际竞争，为国际竞争的空前激化铺平了道路，一步步将世界经济推向大萧条。<br><br>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全球化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呢？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到，全球化是以各国跨国公司为动力，以美国为主导，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为组织实施者，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国际政界、商界、学界精英共谋的人为过程。所谓华盛顿共识即是共谋存在的证据。<br><br>人们常常混淆市场经济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以为一国范围内无障碍市场经济行得通，国际范围内的无障碍市场经济也应该行得通。然而一国范围内的市场经济成功的前提是政治上的一人一票可以制约经济上的一钱一票，使该国的地区差距与贫富差距得以有效调节，有足够的财政资金建设道路、桥梁、港口、机场，能实施内在协调一致的经济和民事、刑事法律，并且可以用凯恩斯主义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调节经济周期。失去这一前提，市场经济将带来两极分化，假冒伪劣盛行（劣币驱逐良币），经济动荡，秩序混乱，以致社会无法存在下去。在缺乏一个由全世界人民投票选举的世界政府的前提下，在跨国公司不受民主力量制约的前提下，拆除各国对本国经济的保护，取消各国的经济主权，听任弱肉强食的经济逻辑无障碍通行，只能导致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br><br>五、结束语<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有可能使这场危机程度减轻或时间缩短的可能因素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然而，在上个世纪最后二十年，电信、互联网、计算机和软件业革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释放完毕，并在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中转化为危机因素。生物和医药技术似乎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源泉，但是由于该项技术高度垄断，既不能迅速扩散形成投资繁荣，又不能产生类似铁路带动钢铁、机车、煤炭业那样的连锁反应，反而会加速财富向这些生物、医药公司集中，难以成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新能源开发是不是有可能担负起此重任呢？如此新能源开发在经济上有利可图，一定是石油供应发生严重短缺之时，而后者常常意味着加剧经济危机。<br><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所以，我看不到摆脱大萧条的经济和技术可能。预测未来是危险的。有的学界朋友告诫我，不要把话说得太满，要给自己留有余地。世界上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的衰退只是普通的周期性衰退，明年或后年某个时候就会复苏。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这次美国经济的衰退比较严重，可能走出衰退的时间会长一些。只有极少数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衰退可能会象九十年代的日本经济一样，进入漫长的零增长时期。至于预见一场超过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的人，则更是寥若晨星了。你就那么自信？不怕出错，毁了自己的学术声誉？<br><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我不是赌徒。无论做事还是做学问，我都会作两手准备，从最坏处打算，争取最好结果。所以如此自信，是基于与经济学两大范式都不同的竞争和危机理论，而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在这两大范式内思考。通过阅读二百年来西方各国的经济危机史，我有把握地说，我的危机理论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如果说，未来十年世界经济居然没有陷入大萧条，我将反思自己的危机理论，反思自己全部的经济学理论。<br>]]> 星期三, 20 八月 2008 06:55:40 GMT http://blog.china.com:80/u/060919/11019/200808/3569002.html 2008-08-20T06:55:40Z http://blog.china.com:80/u/060919/11019/200807/3378979.html <![CDATA[ 谁在以“解放思想”为名诋毁毛泽东？<br><br>司马南<br><br>512汶川大地震之前，《南方周末》策划一个选题——关于毛泽东。对毛主席的不公正评价乃至诋毁污蔑，在《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近几年的版面上并不鲜见，但是这一次他们找到了一个现实的，用他们的话说“越来越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切入口。<br><br>2008年4月10日《南方周末》报道了作家周涛“把塔克拉玛干沙漠建成世界最大土葬公墓”的设想，而后，《南方周末》又一鼓作气，一方面广泛地采访各类文化名人（张贤亮、梁文道、周国平、易中天、莫言、王晓明、白岩松、艾未未、陈丹青、王小慧等均在采访之列）以寻求支持，一方面进一步“深入采访”作家周涛。在<南方周末>十分专业的采访下，周涛终于不负众望，讲出了原计划当中没有，而某些人最为期待的关键性话语——“建议第一个把毛泽东的遗体搬离北京，让毛泽东的遗体移到新疆沙漠……”《南方周末》立即在4月21日的报纸中“客观地”对周涛的话进行了放大：“周涛提议搬走毛泽东纪念堂”。<br><br>面对这个令人嗔目结舌的大胆计划，策划人找到一个听起来堂皇的理由——“开国元勋镇守边疆，谁能把中国分裂出去？不能让人把祖坟挖去了（费解，《南方周末》报道原话如此——司马南注）”。<br><br>为什么第一个从天安门广场移走毛主席遗体？被引述的周涛的理由概分五条：<br><br>其一，“华国锋接班后，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政治下，把毛泽东的遗体放在天安门，建纪念堂，是特定历史限定下的举动”。<br><br>其二，实际上，永久放在天安门广场并不合适，“那里本来已经够拥挤的了”。<br><br>其三，人民英雄纪念碑放在那里，就放在那里了，因为纪念的毕竟是“人民”，而让一个领袖的遗体放在那里，就带点封建帝王的意识。<br><br>其四，国家者，天下之国家，非一人之国家，非帝王之国家，不管你为国家的建立做过多大贡献。天下哪有不朽的事？<br><br>其五，“你的那些老底越来越多地被人知道，会对你不以为然。（句子不通，原文如此——司马南注）”<br><br>将毛主席遗体移至新疆的沙漠中？我佩服某些人的创造性思维，亦理解他们的良苦用心，更佩服他们的无知与胆量。创意者自己知道，搬动毛泽东纪念堂的事，“可行性很小”。但是，他们强调：“不是可行性小的事情就不能想，邓小平一再强调解放思想，胡总书记也提解放思想，首先敢想，连想都不敢想，哪来创造？异想天开。”，于是，坚决地表示“不考虑能不能做到。”<br><br>如此曲解邓公、胡哥“解放思想”原意，骇人听闻，连“做到做不到”都不予考虑，却豁出来坚决地去做，意志不可谓不坚定，用心不可谓不专一。借一项沙漠产业具体创意策划搬走毛主席纪念堂，究竟能有几个支持者，他们自己也没有信心，但是，正如某些网友分析的那样，今天只要把声音发出来，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他们的声音，借助媒体广为传播，于是他们便有了额外的收获，实现了阶段性的愿景。<br><br>除了《南方周末》以外，未见到任何一家纸媒体接续此话题，将毛主席遗体搬到新疆沙漠，连新疆当地的媒体都对此未置一词，张贤亮、梁文道、周国平、易中天、莫言、王晓明、白岩松、艾未未、陈丹青、王小慧等接受采访的文化名人人，亦未见有人支持《南方周末》宣传搬走毛主席遗体的计划。据称，哲学家周国平认为&nbsp;“把死亡之海建成世界最大土葬公墓”的设想：“出乎意表，合乎情理，若能实现，将是21世纪的人文杰作。”但是，笔者怀疑，在周国平先生说这番话时，未必了解实情，倘直言相告，有人主张第一个把毛主席遗体搬走，您现在的发言是在帮着人家忽悠，周国平还会说这一番话吗？<br><br>《南方周末》被一些人誉为“最敢说实话的报纸”，我们不清楚，说的是谁家的实话？谁证明他说的是实话？若只有<南方周末>才敢说所谓实话,他们如何获得独家实话权？他的不惧，所谓“敢”，从何而来？谓勇敢乎？谓果敢乎？谓胆敢乎?谓竟敢乎？如果《南方周末》式的所谓实话得到社会奖赏，为什么其他媒体均不肯跟进？“反体制”的报道，“价值观开道”的媒体战略如何必然等于实话？把“毛主席遗体第一个搬到沙漠里”，是实话吗？谁的实话？明明是某些人暗地里的一厢情愿，今天有人却试图把它忽悠成大家在讲实话，如此实话，与诳话鬼话何异？<br><br>直到今天，我们仍匪夷所思，“最敢讲实话”的《南方周末》为什么主动停止了关于“搬毛主席遗体进沙漠”的报道。是被地震打断了，明天还将继续？还是试探的结果，发现得不到支持，研判后认为不宜孤军深入？抑或周涛先生本意并非如此，南报作了曲解？……这些问题，不知南报是否会对读者讲一点实话。<br><br>本来不过创新思维问题，当地人急于经济发展，一时忽发奇想而已——执此看法的人不少，说明大众善意，也符合事情的本因本体。但是，如此言说，无法解释《南方周末》介入、推进、运作，并敢于独家报道，将舆论引导到打毛主席的主意，呼唤把毛主席遗体搬走的事实。<br><br>另有人认为，沙漠经济、沙漠旅游、沙漠产业可能都是幌子，建设“世界最大土葬公墓”也是幌子，搬走毛主席遗体开始即或为真实目的。那么，按照这种理解，搬走毛主席遗体，不过仅具象征性意味，假使搬走了某些人就会彻底满意了吗？他们会至于此吗？他们能容忍毛主席的遗体搬走了，而毛主席的旗帜仍然被13亿人民高举着吗？<br><br>某些人始终注重中国的现实政治，他们处心积虑地要实现“去毛化”，事实上是为了配合海内外妖魔化毛泽东的统一行动，这恐怕隶属于近来愈发时髦的“颜色革命”行动的一部分。<br><br>毫无疑问，毛泽东的精神遗产与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一脉相承，砍毛主席的旗帜，悉因毛主席的旗帜是在中国进行颜色革命的最大障碍。到底怎样评价毛主席，人人心中有杆秤。邓小平主持制定，由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主席已有客观公正的评价。今天，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毛主席之伟大，毛主席之于中华民族之不可替代，不可或缺，愈来愈被更多的人们所认识。<br><br>诋毁毛主席的人，除了暴露自己的无耻外，唯一的收获，就是提醒全体人民警惕起来。（2008-7-4）<br><br>]]> 星期四, 10 七月 2008 06:12:51 GMT http://blog.china.com:80/u/060919/11019/200807/3378979.html 2008-07-10T06:12:51Z http://blog.china.com:80/u/060919/11019/200807/2930445.html <![CDATA[ 子虚乌有的道德绑架<br>当今的中国，思维已是相当的多元化。汶川大地震让中国人空前的团结起来，但仍有几起事件引发了空前的“道德地震”。<br>例如前不久湖北公安两男女干部双双裸死于轿车内，公众对此稍加指责，便被一些人斥之为道德暴力。无独有偶，近来范跑跑更是义正辞严地宣称“逃跑是个人自由”，公众对此稍有质疑，也被一些人扣上道德绑架的帽子。<br>这起裸死事件之所以遭到公众的谴责，就因为男女双方都有家室，并不存在着死者和配偶都可以同情的“双赢”空间或模糊地带。范跑跑事件更是如此。逃生是人的本能，原本无可厚非；自私和怯懦是人性的弱点，很多时候无法苛责。但范跑跑恭为人师却于事前丢下学生只顾逃命，事后又大肆宣扬并百般辩解，还拉上“自由人权”这杆大旗作虎皮，就不可饶恕了。<br>道德是什么？道德是一种文明社会约定俗成的规范，是一种人类发自内心的分辨善恶的标准,是一个社会存在的基础，甚至是一种互相联络并维护社会秩序的纽带。不管什么样的种族、信仰和文化背景，道德的基本标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br>道德是向善的，是高尚的，是温情的。在人类的准则里只存在道德非道德，只存在好的更好的道德。道德的上限是法律，下限则是丛林世界、弱肉强食，并不存在着一种所谓底线的道德边缘。在文明社会中，难道存在着一种坏的卑贱的道德吗？难道存在着一种既非善也非恶的道德吗？难道存在着一种既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的和稀泥的道德观吗？既非善也非恶的状态只是一种现实存在，本身就不属于道德的范畴，本身就是道德所反对的，怎么可能存在着一种弹性的不黑不白的道德底线呢？那些既不好也不坏的价值观，根本就不配被称为道德观。<br>如果非要人为划出一条道德底线的话，那也只有一条好的道德底线。只要在好的道德底线之上都应该受到赞扬，只要在好的道德底线之下都应该受到谴责，最起码不应该得到赞扬。五十步笑百步，只退五十步也并不足以改变逃跑这个事实。<br>只有两个世界不需要道德：一是原始社会和野蛮人，茹毛饮血，人吃人，没有天理人伦；二是丛林世界，弱肉强食，不存在所谓的道德。但鸦有反哺之意，羊有跪乳之恩，这说明动物也存在着类似于道德的社会秩序。即使是百兽之王的老虎，也“虎毒不食子”，存在着一种天然的“道德”本能。<br>舍弃了道德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子？一些专家给我们指出了答案。<br>“牺牲自己造福别人是愚蠢的想法”，办小保姆学校也应该是愚蠢的行为。“公产是块馍，谁抢到手，先吐口唾沫的那块馍上，其他人不吃了，那么这块馍就是先抢并吐唾沫的人。”哪还有一点点公平公正和法律意识可言？<br>“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奴隶社会能让更多的人辛苦，能让更少的人享乐，能让更多的人的子子孙孙无偿的辛苦，能让更少的人的子子孙孙永远的享乐，从“效率优先”的角度考虑，能把成本降低到最低，是不是可以恢复到奴隶社会？黑煤窑、黑砖窑是不是这种思想的产物？<br>“经济学家是不讲道德的”，更是把经济学家生生地绑到大众的对立面、道德的行刑台上。经济学家不管是作为一个自然人还是作为一个社会人，难道就不需要道德和良知吗？……<br>其实公众的要求并不高，他们并不奢求人人都当道德的圣人和标杆。他们反对无限降低道德水准，同样也反对无限拔高道德水准。陕西勉县的&nbsp;“老师禁跑令”遭到了七成以上参与投票的网友反对，反对的原因不是因为此规定太死板太教条缺乏操作性，也不是因为此规定片面剥夺了老师的生存权没有人情味，而是因为此规定严重蔑视了老师的基本思想道德，是因为把所有的老师都视为了“范跑跑”。&nbsp;<br>既然是非曲直是如此的浅而易见，那些叫嚣“道德绑架”的声音就显得格外刺耳，就更令人匪夷所思。如果这也可以视为&nbsp;“道德绑架”的话，谭千秋等为保护学生而牺牲的老师算什么？在震灾现场舍生忘死、舍己救人的军人、医生、国人、志愿者算什么？911事件中的美国消防队员又算什么？正邪是势不两立的，不可能存在着一个亦正亦邪、亦白亦黑、是非不分的和平共处世界，不可能存在着一个正邪都可以充当道德标杆的混沌状态，不可能存在着一个没有原则没有正义的世界。民主、自由、平等、正义、人权当然是普世价值的核心内容，但自由是建立在责任的基础上的，人权和民主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nbsp;<br>由此可见，叫嚣“道德暴力”、“道德绑架”、“道德底线”的用意无非是想让道德不再“绑架”良心，是想让中国陷入道德危机,是想让道德从此消失。那种没有道德的人类社会是一个群魔乱舞的世界，是一个没有任何秩序可言的世界，是世界末日的狂欢，是对人类文明的嘲笑，是对“普世价值”的愚弄！<br>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那些善良正直的人们，是非常欢迎这样的“道德绑架”的，并以自己达到这样的“道德绑架”标准而自豪。对于卑鄙者而言，如果道德已不能维护文明社会的秩序，等待他们的就只有法律的严惩！<br>　<br><br><br>]]> 星期二, 01 七月 2008 06:36:31 GMT http://blog.china.com:80/u/060919/11019/200807/2930445.html 2008-07-01T06:36:31Z http://blog.china.com:80/u/060919/11019/200805/2606208.html <![CDATA[ 灾难面前，我们该为了谁依靠谁？<br>文/鹰临天下<br>对于这个问题，执政党早已给出了答案。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本就是执政党的宗旨。在这个前提这个基础上，干部才成为决定性的因素。<br>此次汶川地震，中国的普通民众也以自己的行动，对为了谁依靠谁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毫不动摇的答案。一切为了同胞，一切依靠同胞，13亿中国人面对巨大的天灾，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就是中国人之所以能屹立在这个星球上的根基，这就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来薪火传承、源源不绝的根本原因。<br>2月肆虐的雪灾，314拉萨打砸抢烧事件，322台独公投失败，4月奥运火炬海外传递受阻，&nbsp;5月胶济铁路火车相撞和儿童手足口病，再加上居高不下的CPI指数，腰斩一半的股市，人民币升值……但在困难面前，中国人何曾低过头？当风雪阻断归途，当主权面对挑战，当圣火遭遇屈辱，当病毒吞噬生命，当列车冲出轨道……我们的选择都只有一个：团结一心，众志成城！<br>但显然有些人包括少数所谓的专家是不这么看的。当拉萨发生打砸抢烧事件时，他们没有只言片语；当西方诬蔑314事件真相时，他们立刻鹦鹉学舌；当政府澄清真相时，他们大谈“普世价值”；当圣火遭遇屈辱时，他们集体“失踪”；当海内外华人奋起反击时，他们抨击“民粹主义”；当爱国主义洪流席卷神州大地时，他们又要“理性爱国”；目前藏独分子已经伏法，圣火也在内地顺利传递，他们又要惩办“愤青”“爱国贼”！……<br>这些先生们的言论还有很多，鹰临无意一一列举。汶川地震已是第三天，这些先生嘴中的友邦还没有伸出援助之手，那些所谓的“普世价值”到那里去了？当年中国人听信这些先生们的“普世价值”，可真的为911、东南亚海啸捐出了不少真金白银！现在是不是该请这些先生们再来为“普世价值”背一次书？或者是为“友邦”们解释一番？难道“普世价值”只是“友邦”们口中一堆华丽的词藻、手中一个小小的泥人，想怎么捏揉就怎么捏揉？<br>其实“普世价值”究竟是怎么回事，经历了314拉萨打砸抢烧事件和圣火被辱事件的中国民众已是心知肚明。如今那几个臭名昭著的组织，又想借地震援助来为达赖招魂，本身就已是非常的可笑。都已经是过街老鼠了，还有哪个中国人相信他们的说教？又有哪个中国人肯接受如此屈辱的援助？就象朱自清先生不吃美国赈济的粮食一样，中国人这点硬骨头精神是有的！<br>当然精神不代表一切，我们还得有实际行动。这些先生们向来瞧不起的内地大众和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人，正在自发的为灾区捐钱捐物献血，还有不少人自发到灾区救助。这些充满同胞之谊、血肉之情的人间善举，在这些坐而论道的专家们看来当然是很不“理性”的，因为这意味着中国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喷薄而出，这意味着敌对势力长期以来挑唆的地域矛盾、民族矛盾、贫富矛盾、党群矛盾的阴谋的破产。也幸亏人民没相信这些专家依靠这些专家，更没被这些专家代表，否则314拉萨打砸抢烧事件和圣火被辱事件的真相将被永远淹埋！在那些西方媒体面前，这些专家何曾挺直过中国人的脊梁？何曾据理力争过？……<br>大难当头，忠奸立辨。要评价一个人一个组织，不仅要看他怎么说，更得看他怎么做。这与祖先们的“察其言观其行”是一致的，毕竟中国人在这方面已有太多太多的教训。那些奸臣、叛徒、汉奸，哪一个不是说起来天花乱坠，做起来人神共愤、禽兽不如？此次赈灾，很多的企业、社会、个人都慷慨解囊，踊跃救助。不管是捐助了一元钱，还是捐助了一件衣物，或是为灾区做了一件事，或者只是心中默默的真诚的祝福，都足以让灾区人民感动，都足以让我们所有的人感动。毕竟“千里送鹅毛，礼轻仁义重”，只要有那一份心，出了那份力，都足以赢得所有人的尊重。<br>但按照惯例，在此次捐献中，我们又没看到这些先生们的身影。&nbsp;这就引发了一个疑问：为何总是在民众众志成城的时候“人间蒸发”？为何总跟大众不团结一致，甚至总是站在大众的对立面？他们为了谁代表谁依靠谁？莫不是为了友邦代表友邦依靠友邦？……但愿不是如此，毕竟大灾难仍给了他们足够多的表现爱国的机会！<br>最后向伸出援助之手的所有国际组织、国际友人和外国人民致敬！向海内外所有华人致敬！向正在求援的所有干部群众、解放军指战员致敬！目前正是救人的最关键时刻，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我们就要付出百倍的努力！！！<br>鹰临天下2008-5-15<br>]]> 星期四, 15 五月 2008 03:36:29 GMT http://blog.china.com:80/u/060919/11019/200805/2606208.html 2008-05-15T03:36:29Z http://blog.china.com:80/u/060919/11019/200805/2569664.html <![CDATA[ 外企为何屡屡违法？<br>文/鹰临天下<br>外资企业是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中外合作企业的统称，中国人一般称之为外企。<br>以前非常风光的外企，近年来可谓负面新闻不断。从东芝电视机、三菱帕杰罗、东芝笔记本、索尼相机到苏丹红、碘超标、博士伦眼镜、可致癌童装，再到肯德基、麦当劳非法用工和沃尔玛、家乐福规避劳动法突击减员，外资企业光鲜的公众形象早已蓬头垢面。<br>但这还远远不是问题的全部。据媒体透露，在华造成水源污染的外企已达260多家，造成空气污染的外企有50多家。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10年中，仅有关部门查处的外企商业贿赂案件就达50万件之多，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而且还在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又据税务部门透露，外企在华每年避税300亿人民币以上。<br>外企内部员工的抱怨声也是不绝于耳。很多员工反映外企大量存在着长期超时加班的违法行为，并常常以各种理由拖欠员工加班费，还不给员工购买工伤保险。与此同时，外企普通员工的薪水已没有吸引力。<br>外资企业曾是大家普遍向往的地方：工资高、待遇好、制度完善、实力雄厚、运作规范、遵纪守法、公平竞争、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何在中国不但没成为“好孩子”的榜样，却成了“坏孩子”的典型？<br>资本不是天使，它与生俱来就带有逐利的冲动，而且往往带有血和肮脏的东西。对此我们要理性对待，没必要因此对外资企业抱有民族情绪。中国的资本并不比外国的资本更仁慈更善良更有人性，黑砖窑、黑煤矿和频繁发生的矿难就充分说明了中国资本同样是没有道德底线的。绝对不能因少数外资企业的违法行为而对所有的外资企业产生偏见，这不是全球化国际化的视野，也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br>但如此之多的外企发生如此严重的问题，不能不让我们警惕。如果目前仍然享受如此之多优惠政策或“超国民待遇”的外企都不能合法经营，我们又怎么能要求不享受优惠政策的民族企业合法经营呢？连合法经营都做不到，又哪里谈得上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br>个中原因比较复杂，简单分析有以下四点：<br>首先是中国的法制建设还不健全。一是中国相关法律制度滞后，让外资企业钻了法律的空子。二是中国法律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不够，处罚力度偏轻，违法成本极其低廉。三是有些法律可操作性不强，司法解释太笼统太含糊，让外企钻了法律漏洞。既然违法成本如此低廉，那么知法犯法又何妨？虽然它们名义上是为了经济利益，但实质上是藐视中国的法律和中国政府的权威。<br>其次是地方政府有法不依。有的地方政府患了“外资依赖症”，盲目迷信跨国公司，打着“与国际接轨”的口号给予某些外资企业“超超国民待遇”，主动替外资企业“扫除”一些制度上、法律上的“障碍”，甚至还规定未经当地政府允许不得到外资企业检查。这种行为更给企业违法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使得一些外商越来越无所顾忌，屡屡违法也就不足为奇了。<br>再次是相关部门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既然地方政府大开绿灯，相关职能部门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就毫不奇怪了。平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出了问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帮助外资企业封锁消息，限制举报者的人身自由乃至非法拘禁。中国还不是法制政府、法制社会，各级官员的政绩评估在很大程度上受上级喜好影响，也只能唯长官之命是从。<br>最后是维权困难。无论是产品质量的受害者，还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抑或是合法利益受损的外企员工，维权费用都非常高昂。呼吁已久的团体诉讼迟迟未能出台，法律援助也非常薄弱，基本上堵死了平民百姓的维权之路。即使有足够的财力和时间，有关部门对此也不热心，少数部门甚至百般阻挠、刁难、侗吓，唯恐因此影响地方政府的政绩，唯恐因此影响个人的政治前途。<br>以上四点只是众所周知的表面原因，基本可以归绺于政府不力。但为何听不到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的声音，更看不到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的监督，难道政府是“一个人在战斗”？难道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就对外企违法无动于衷？为什么会这样？<br>这正是鹰临所要探讨的外资企业屡屡违法的深层原因：<br>第一条原因就是中国社会尚未形成对外资企业的全面监督。<br>一个民主的现代社会是由政府、非政府组织、公民组成的，三者缺一不可。非政府组织又可分为官方非政府组织和民间非政府组织。官方非政府组织基本对外企违法无能为力，表现在：<br>（一）是通过工会途径来保护外企员工权益是不现实的。目前中国的基层工会组织已基本瘫痪，外企工会也同样如此。更高一级的工会既缺乏为劳动者（包括外企员工）维权的动机（享受公务员待遇），也缺乏为劳动者（包括外企员工）维权的能力（专业技能、法律人才和博奕能力），更缺乏为劳动者（包括外企员工）维权的良知责任、职业道德、公正精神和人文关怀。当然工会难有作为的更深层原因是因为现行法律对工会的地位和权力缺乏具体的规定，使它难以与其他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各级工会包括外企工会承担各种政治任务似乎成了主要任务，维护工人权益的职能倒退而居其次。<br>（二）是指望行业协会来敦促外企自律也是不现实的。行业协会代表了一种民间公权力，在发达国家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无论是中国的官方行业协会还是民间行业行业协会，目前既没有社会的广泛认同，也缺乏与发达国家类似的法律授权，也没有行政部门授予的权力。这种合法性的缺失限制了我国行业协会功能的发挥，近期内难以指望通过行业协会来规范外资企业。长期的“超国民待遇”也宠坏了外资企业，外资企业可以无视强势的政府部门，又怎么会把弱势的行业协会放在眼里？又怎会加入协会作茧自缚？<br>比较之下，中国的媒体、民间组织和公民就非常值得尊敬了。鹰临衷心的感谢他们，正是他们不顾重重阻挠乃至冒着生命危险，揭露了这阳光下的一个又一个罪恶，见证了中国民主法制的一个又一个进程，正是他们代表了“中国社会的良心”。<br>对于工业社会而言，个体的声音微不足道，工业化大生产的轰鸣能压倒任何最强势的个体声音；对于信息社会而言，个体的声音同样微不足道，很快就会湮没在信息海洋中。所以个体必须联合起来组成各种组织，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才能维护自己的乃至公众的权益。因此民主国家非政府组织非常发达。但目前中国的民间非政府组织的力量还太微弱了，还不能与外资企业平等对话，以致于外界听不到中国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的声音，看不到中国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的努力。<br>第二个原因则是缺乏与国际国外的非政府组织及主流媒体的联动机制，缺少对外资企业的国际监督。<br>中国政府一向重视与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沟通，但与国际和国外的非政府组织缺乏有效的沟通，这可能与中国几千年的体制有关。中国政府是强势政府、强势行政机关，潜意识中也就认为外国政府也是强势政府，以为政府就可以代表整个社会和所有公民，所以政府间的沟通谅解就够了。<br>这种情况源于我们对国外的宪政体制不甚了解。现代民主国家是三权分立，政府仅仅是立法机构的的执行机构而已，重大事项必须经议会批准。<br>在发达国家中，公民的力量同样是弱小的。虽然选举时是一人一票，但选举之后如何监督政府？官方组织是议会，民间组织则是各样各样的非政府组织。事实上议会也算不上是公民代表（议员属于代议制），非政府组织及媒体才是公民代表。虽然各种非政府组织及主流媒体的主张是截然不同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但它们能影响政府决策和议会表决。<br>而且，很多非政府组织及主流媒体的意见与议会和政府往往是对立的，这在民主国家中是屡见不鲜。与官方的沟通越好，很多时候却往往导致这个国家公民的更多疑虑。因为发达国家公民从来就不认为政府有多好有多纯洁，所以必须加以监督。<br>非政府组织及主流媒体能对政府和社会施加多大影响呢？从中国玩具事件中可以体会一二。<br>美国美泰公司因芭比娃娃而闻名全球，于2007年召回了2020万件中国生产的问题玩具，其中&nbsp;85%的产品是属于美泰公司设计不当引起的。然而几乎所有报道这次事件的美国媒体都是这样写的：这些产品主要由美国厂家从中国进口，所使用的油漆或表面颜料含铅量达危险水平。甚至象《时代》、《纽约时报》这样著名的主流媒体也做了大量的不实报道。美国制造商协会、美国塞拉俱乐部等非政府组织也都推波助澜，中国产品一时是风雨飘摇。<br>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这是戈培尔的名言。在这次事件中，发达国家的公民也被蒙蔽误导了。虽然美泰后来为此向中国道歉，但造成的恶劣影响已不可挽回。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公民容易被蒙蔽误导？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些跨国公司的形象是非常令人尊敬的。不仅有令人放心的品牌、质量和服务以及管理、技术，给予员工非常优厚的薪水和福利，还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既然它们不可能出问题，那就只有中国的制造工厂出问题了。<br>欧美国家的消费者在享受经济全球化的好处时，可能他真的认为“世界是平的”：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下，欧美消费者得到了物美价廉的商品，同时也为中国工人带来了工作机会和报酬，而且这些报酬要远远高于中国的工资水平。<br>　　但他们可能不知道，中国企业得到的收入微乎其微。一个芭比娃娃卖6.99美元，中国企业才得到了35美分。如此之低的代工费还经常被跨国公司以种种理由克扣，“血汗工厂”的出现也就毫不奇怪了。跨国公司此举难道不是在“逼良为娼”吗？是有社会责任感的表现吗？<br>但如果我们不沟通不解释不通过有效的途径说明情况，国外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媒体、公民怎么可能知道这一切呢？就是中国民众，不也是这几年才知道真相的吗？<br>既然中国缺乏与国际国外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必要的沟通，别人不理解以至指责我们就很正常了。指责别人“妖魔化中国”是极其愚蠢和极其不负责任，难道中国的儿童就不在被这些含铅玩具毒害吗？这种害人又害已的黑心工厂难道不应该被谴责吗？<br>其实不光是外资的中国代工厂沦为“黑心工厂”，媒体披露的迪士尼、沃尔玛、耐克、富士康等外企“血汗工厂”还少吗？此前我们给外资戴的高帽子是不是太多了一些？外资企业是为了利润而来的，不是来当救世主的。以前全是正面新闻“一面倒”，现在则是负面新闻成堆，本国民众都难以转得过弯来，外国的非政府组织、媒体、民众又怎么能够理解？<br>&nbsp;&nbsp;&nbsp;&nbsp;第三个原因是外企的强势地位造就了少数外企频频违法。<br>中国经济增长依靠“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由于内需持续低迷，经济增长更多的是靠投资和出口。中国外贸依存度高达80%以上，其中加工贸易又占57%。据《2006年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白皮书》披露，迄止2005年末外企员工已达到2500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员的10％。这10％创造的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28.6％，创造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31.41％。<br>据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2006年8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在39个工业行业中，外企在23个行业中占有优势地位。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外资公司的产品已占据1/3以上的市场份额。外资企业在高新技术出口领域占据了80%，90%的出口产品使用的知识产权来自国外。<br>中国的复杂性在于，中国有很多假外资企业（实质上是内地资本），但也有很多假中资企业。如广东发展银行、华夏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等银行，中国平安、新华人寿等保险公司，蒙牛、双汇等中国名牌，其实都已经被外资控股了。所以，要统计外资企业的真实实力是非常难的，但外企的地位的确越来越强势了。<br>值得深思的是，外资企业的强势地位有很大一部分出自政策因素。中国的很多行业都采用了先对外开放再对内开放的策略，外资企业凭借超国民待遇和避税手段，使其能以较低价格开拓和占领国内市场，已对内资企业产生了巨大的挤出效应，大大压制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换言之，外企产生了明显的“挤压效应”。<br>同时在“市场换技术”过程中，往往以外资母公司的内部技术转让代替技术引进，以购买专利和许可证代替技术引进，以外购成品半成品代替技术引进，只要一形成市场垄断就中止技术更新，再加上外资母公司的技术锁定，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极为有限。换言之，外资并未明显带动中国的技术进步。<br>但外企的话语权不断扩大却是不争的事实。从外企动辄以撤资来威胁地方政府，到各式各样的为跨国公司游说的利益集团，再到54家跨国公司联合上书国务院，不得不令人警惕。<br>第四个原因是中国民众的盲目崇拜助长了少数外企屡屡违法。<br>中国民众似乎从清末开始就对外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崇拜，不光体现在对外国产品的顶礼膜拜，更体现在思想深处的“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这当然不是一个大国国民应有的健康心态，但大众的认知是如此顽强，以至于外资企业都被神化了。<br>不要以为外资企业就是法律和道德的楷模，它们在本质上依然是经济动物，仍然崇尚狼文化。即使在本国，外资母公司依然是狼，只不过给套上了镣铐。政府、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公民都在时刻提防着这个经济怪兽、资本魔鬼，不惜以最挑剔的目光给以最严厉的审视。在这种氛围下，外资母公司不得不倍加小心，在本国宛若柔顺的小羊，以此来博得各方的信任。鹰临倒不认同发达国家的法制一定健全以致无隙无钻，而是因为法制国家的法制威慑力是如此之强大如此之严厉，以致于没有人敢轻易钻这个空子。<br>但法制国家并未对因此有最丝毫的松懈，他们深知资本是会吃人的。至于企业社会责任，那是与人权运动、消费者运动、环保运动及劳工运动一起努力的结果，而非企业的自愿选择。外资母公司就是因为发现消费者愿意花更多的钱去购买富有社会责任感企业生产的产品，才积极参与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br>只要离开了这种环境，少数外资就一定会露出唯利是图的本来面目。对这一点中国民众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而不是盲目的崇洋媚外，天真的把外资企业捧上法律和道德的至高点。要成为大国公民，就得走出外资企业就是法律和道德楷模的误区。<br>第五个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分崩离析的诚信体系怂恿了少数外企频频违法。<br>毒粮油、毒奶粉、有毒鱼、毒食品、毒蔬菜、毒品……假药、假酒、假烟、假名牌、假化肥、学术造假……黑大米、黑煤窑、黑砖窑、黑心棉、黑心店、黑社会……伪造印章、数字、批文、专利、发票、凭据……再加上豆腐渣工程、注水肉、红心蛋、以劣充好、水货、矿难……，真的难以置信这是在中国——一个以“礼仪之邦”著称的文明古国每天发生这样的事件！如果这样的国家都以诚信自居，试问哪种国家不是诚信国家？如果这种企业都有发展前途的话，全球还有哪个企业没有发展前途？<br>与此同时，“不要学中国人”甚至成了发达国家的共识。与其指责这是在妖魔化中国，还不如扪心自问下：这难道不是中国的现实吗？中国还有哪个地方找不到假冒伪劣产品？<br>&nbsp;&nbsp;&nbsp;&nbsp;&nbsp;究竟是中国企业的诚信缺失导致了中国社会的诚信危机，还是中国社会的诚信缺失加重了中国企业的诚信危机，差不多已成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鹰临天下必须指出，当前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对外企过激的言论，并非出于民族主义情绪，而是出于中国社会的诚信危机。在一个缺乏信任的社会里，普通民众无法判断一个外企是否真是令人尊重的“企业公民”，特别是风闻这家外企可能存在质量问题和违法行为后，这种情绪就会来得特别强烈。即使事实上这个外企是清清白白的，民众从心理上也可能认为那是“外企公关”的成果，没有诚信的基础就没有沟通的可能。<br>&nbsp;&nbsp;&nbsp;&nbsp;对于社会而言的诚信体系，对于企业管理者而言就是信托责任，对于企业而言就是企业社会责任。现代社会分工已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注重团体协作，相互信任就是团体协作和社会分工最起码的基础。没有一个健康的诚信体系，是无法打造职业经理人的责任感的，企业的社会责任更成了一纸空文。<br>如果不含偏见的将外资企业放在中国社会这个大舞台上，外资企业的所作所为也就不难理解了：既然中国人不讲诚信，我为什么要讲诚信？既然中国人不讲诚信却得不到处罚，我为什么不能？既然诚信并非拓展中国市场的必要因素，为何不“本土化”呢？<br>由此鹰临天下认为，外资企业违法看似是个外部性问题，实质属于中国诚信危机的内部性问题。这也给了鹰临天下一个启示，那就是在全球垂直分工、产业链转移、价值链整合等势不可挡的大形势下，我们一定站在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至高点，才能不孤立片面的看待少数外资企业屡屡违法，才能跳出陕隘的地域和文化之争，才能看清问题的实质，而不是盲人摸象、人云亦云、盲目排外。<br>由此鹰临天下产生了两点反思：<br>一&nbsp;“MadeinChina”真的有那么重要吗？&nbsp;<br>“MadeinChina”&nbsp;通常被理解为“中国制造”，在华外资企业的产品都会标上“MadeinChina”。但它指的是“在中国制造”，而不是“MadebyChina”,即“由中国制造”。而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创造”“中国智造”都是指“MadebyChina”，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制造”！<br>“MadeinChina”让中国得到了“世界工厂”的美誉，但这个美誉是建立在大量耗用原材料、大量耗用能源、大量耗用初级劳动力、大量进口发达国家的知识技术产权以及大量牺牲环保及生态资源的成本之上的。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世界工厂”，终究只是一幢建立在沙滩上的摩天大厦。<br>环保专家梁从诫先生对此的比喻尤为绝妙：中国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成了世界的厨房，成了世界的泔水桶。我们把做好的美味端上世界餐桌，让外国人享用。但做饭过程中产生的垃圾，却留在了自己的厨房里，留在了自己的泔水桶里。<br>“MadeinChina”同时也成了便宜商品的标志。由于不掌握产品销售终端拿不到定价权，也不拥有高附加值的世界级品牌，中国商口大多是初级加工产品，即使是深加工产品也多是“肉谈成豆腐价钱”。<br>客观的讲，被神化的“MadeinChina”仅仅是一个产地标志，并不是一个商标。商标才是一个产品可依赖度的体现，才是一个产品质量和价值的体现。客户信任你的商标，就是信任你的产品都是同一个质量同一个标准，产地在哪儿又有什么关系呢？特别是在价值链全球整合的大趋势下，消费者不会认为在中国生产的就比在印尼生产的质量就好一些，那只是全球分工的结果而已。<br>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著名的“微笑曲线”，指的是在全球产业链中，高端环节获得的利润占整个产品利润的90~95%，而低端环节只占５％—１０％，我国一些加工贸易企业获得的利润甚至只有１％—２％。外资到中国投资的目的是很明确的，一是要利用中国便宜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二是为了逃避发达国家严格的法律义务、环境监管和社会监督。根据世界银行0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外商在中国投资赢利率高达22%，是全球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地区。<br>但在过去的20年中，“MadeinChina”几乎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几乎成了每家企业一个至高无上的经济目标，成了各级政府至高无上的政治目标。三来一补企业（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及补偿贸易）是早期的特色，“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热潮则源于九十年代，2000年后才有了一些反思。赚外国人的钱是没错的，关键是看我们付出了多大代价。那些外商独资企业标注的“MadeinChina”，对中国有何意义？外资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润，中国得到了表面上的GDP和“MadeinChina”以及严重的环境污染，还给了外国政府贸易顺差的口实。究竟是我们利用了外资，还是外资利用了我们？<br>当然经济发展还必须有一个指标来衡量，鹰临天下以为GNI（国民收入总值）比较合适。GNI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国民在一定时期内新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价值的总和。GNP是按国民原则核算的经济指标，由“MadebyChina”决定。GNI是按国土原则核算的经济指标，由“MadeinChina”决定。GNI的计算方法是用GDP加上本国投在国外的资本和劳务的收入再减去外国投在本国的资本和劳务的收入。这才是中国经济的正确反映，毕竟近年来在华外企每年汇出境外的利润在300亿美元左右。<br>二&nbsp;&nbsp;要警惕外资诅咒和“拉美病”。<br>外资诅咒是借“资源诅咒”而来，是指当某个国家或地区过分依赖外资时，久而久之便会失去创新的能力，以致于外资撤出时，该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便会倒退蓑落。外资诅咒最活的样本就是东南亚，这个曾是中国学习的榜样。金融危机一来，东南亚国家几十年的发展结果就被一抢而空，只剩下空荡荡的厂房。珠三角效仿的就是东南亚模式，基本是外资拉动型或出口主导型；今年以来上千家鞋厂倒闭，万余港企面临关闭潮，更多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计划迁离这里。留给广东人民的同样也是空荡荡的厂房，会不会由此得上&nbsp;“拉美化病”还有待观察。广东经济乃至中国经济都存在着有增长无发展、有总量无质量、有引进无创新、有模仿无技术、有生产无研发的现象，这与“拉美病”的症状是吻合的，虽然经济学家们一直对此存在着争议。<br>综合上述情况，鹰临天下得出一个结论：看似外资企业屡屡违法无法无天，但根子却出在国人和官员的思想深处。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br>因此要改变目前的这种状况，就要改变各级政府的经济发展思路，不能搞经济指标一票否决制。长期以来，发展经济就是各级党委政府至高无上的指标，就是各级官员的政绩表现。其它搞得再好，经济搞不上去就无升迁可能；其它搞得再差，经济搞上去了就能升迁晋职。这种政绩观迫使大小官员们不顾一切的去发展经济，而引进外资数额和GDP增长率曾长期成为一个考核官员的硬指标，引进的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也就毫不奇怪了。浙江湖州等地已不把GDP纳入干部考核指标，的确是一个正本清源之举，只有如此政府和官员才不会当GDP的奴隶，才能挺直腰杆对违法外企说“不”！<br>毫无疑问，21世纪的中国必将崛起。光靠外资企业不可能实现中国崛起（历史上也从来没有一个大国是这样崛起的），要崛起还得依靠民族企业。在崛起的过程中，不能重走工业化国家的老路，必须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中国崛起，要以可持续发展的全面观点和绿色环保的全球视野指导中国崛起。这就需要建设一个诚实守信的道德体系、健康积极的文化体系、健全严密的法律体系、公正透明的司法体系、清洁节能的生产体系、崇尚节俭的生活体系、可循环利用的资源环境体系、稳定高效的经济体系、自主创新的技术体系、注重公平的分配体系、和谐温情的社会体系、廉洁守法的政治体系、开明进步的社会主义民主体系，唯有如此中国才能拥有崛起于世界东方的实力。<br><br>鹰临天下2008-5-9<br><br><br>文/鹰临天下<br>外资企业是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中外合作企业的统称，中国人一般称之为外企。<br>以前非常风光的外企，近年来可谓负面新闻不断。从东芝电视机、三菱帕杰罗、东芝笔记本、索尼相机到苏丹红、碘超标、博士伦眼镜、可致癌童装，再到肯德基、麦当劳非法用工和沃尔玛、家乐福规避劳动法突击减员，外资企业光鲜的公众形象早已蓬头垢面。<br>但这还远远不是问题的全部。据媒体透露，在华造成水源污染的外企已达260多家，造成空气污染的外企有50多家。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10年中，仅有关部门查处的外企商业贿赂案件就达50万件之多，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而且还在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又据税务部门透露，外企在华每年避税300亿人民币以上。<br>外企内部员工的抱怨声也是不绝于耳。很多员工反映外企大量存在着长期超时加班的违法行为，并常常以各种理由拖欠员工加班费，还不给员工购买工伤保险。与此同时，外企普通员工的薪水已没有吸引力。<br>外资企业曾是大家普遍向往的地方：工资高、待遇好、制度完善、实力雄厚、运作规范、遵纪守法、公平竞争、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何在中国不但没成为“好孩子”的榜样，却成了“坏孩子”的典型？<br>资本不是天使，它与生俱来就带有逐利的冲动，而且往往带有血和肮脏的东西。对此我们要理性对待，没必要因此对外资企业抱有民族情绪。中国的资本并不比外国的资本更仁慈更善良更有人性，黑砖窑、黑煤矿和频繁发生的矿难就充分说明了中国资本同样是没有道德底线的。绝对不能因少数外资企业的违法行为而对所有的外资企业产生偏见，这不是全球化国际化的视野，也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br>但如此之多的外企发生如此严重的问题，不能不让我们警惕。如果目前仍然享受如此之多优惠政策或“超国民待遇”的外企都不能合法经营，我们又怎么能要求不享受优惠政策的民族企业合法经营呢？连合法经营都做不到，又哪里谈得上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br>个中原因比较复杂，简单分析有以下四点：<br>首先是中国的法制建设还不健全。一是中国相关法律制度滞后，让外资企业钻了法律的空子。二是中国法律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不够，处罚力度偏轻，违法成本极其低廉。三是有些法律可操作性不强，司法解释太笼统太含糊，让外企钻了法律漏洞。既然违法成本如此低廉，那么知法犯法又何妨？虽然它们名义上是为了经济利益，但实质上是藐视中国的法律和中国政府的权威。<br>其次是地方政府有法不依。有的地方政府患了“外资依赖症”，盲目迷信跨国公司，打着“与国际接轨”的口号给予某些外资企业“超超国民待遇”，主动替外资企业“扫除”一些制度上、法律上的“障碍”，甚至还规定未经当地政府允许不得到外资企业检查。这种行为更给企业违法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使得一些外商越来越无所顾忌，屡屡违法也就不足为奇了。<br>再次是相关部门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既然地方政府大开绿灯，相关职能部门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就毫不奇怪了。平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出了问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帮助外资企业封锁消息，限制举报者的人身自由乃至非法拘禁。中国还不是法制政府、法制社会，各级官员的政绩评估在很大程度上受上级喜好影响，也只能唯长官之命是从。<br>最后是维权困难。无论是产品质量的受害者，还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抑或是合法利益受损的外企员工，维权费用都非常高昂。呼吁已久的团体诉讼迟迟未能出台，法律援助也非常薄弱，基本上堵死了平民百姓的维权之路。即使有足够的财力和时间，有关部门对此也不热心，少数部门甚至百般阻挠、刁难、侗吓，唯恐因此影响地方政府的政绩，唯恐因此影响个人的政治前途。<br>以上四点只是众所周知的表面原因，基本可以归绺于政府不力。但为何听不到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的声音，更看不到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的监督，难道政府是“一个人在战斗”？难道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就对外企违法无动于衷？为什么会这样？<br>这正是鹰临所要探讨的外资企业屡屡违法的深层原因：<br>第一条原因就是中国社会尚未形成对外资企业的全面监督。<br>一个民主的现代社会是由政府、非政府组织、公民组成的，三者缺一不可。非政府组织又可分为官方非政府组织和民间非政府组织。官方非政府组织基本对外企违法无能为力，表现在：<br>（一）是通过工会途径来保护外企员工权益是不现实的。目前中国的基层工会组织已基本瘫痪，外企工会也同样如此。更高一级的工会既缺乏为劳动者（包括外企员工）维权的动机（享受公务员待遇），也缺乏为劳动者（包括外企员工）维权的能力（专业技能、法律人才和博奕能力），更缺乏为劳动者（包括外企员工）维权的良知责任、职业道德、公正精神和人文关怀。当然工会难有作为的更深层原因是因为现行法律对工会的地位和权力缺乏具体的规定，使它难以与其他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各级工会包括外企工会承担各种政治任务似乎成了主要任务，维护工人权益的职能倒退而居其次。<br>（二）是指望行业协会来敦促外企自律也是不现实的。行业协会代表了一种民间公权力，在发达国家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无论是中国的官方行业协会还是民间行业行业协会，目前既没有社会的广泛认同，也缺乏与发达国家类似的法律授权，也没有行政部门授予的权力。这种合法性的缺失限制了我国行业协会功能的发挥，近期内难以指望通过行业协会来规范外资企业。长期的“超国民待遇”也宠坏了外资企业，外资企业可以无视强势的政府部门，又怎么会把弱势的行业协会放在眼里？又怎会加入协会作茧自缚？<br>比较之下，中国的媒体、民间组织和公民就非常值得尊敬了。鹰临衷心的感谢他们，正是他们不顾重重阻挠乃至冒着生命危险，揭露了这阳光下的一个又一个罪恶，见证了中国民主法制的一个又一个进程，正是他们代表了“中国社会的良心”。<br>对于工业社会而言，个体的声音微不足道，工业化大生产的轰鸣能压倒任何最强势的个体声音；对于信息社会而言，个体的声音同样微不足道，很快就会湮没在信息海洋中。所以个体必须联合起来组成各种组织，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才能维护自己的乃至公众的权益。因此民主国家非政府组织非常发达。但目前中国的民间非政府组织的力量还太微弱了，还不能与外资企业平等对话，以致于外界听不到中国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的声音，看不到中国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的努力。<br>第二个原因则是缺乏与国际国外的非政府组织及主流媒体的联动机制，缺少对外资企业的国际监督。<br>中国政府一向重视与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沟通，但与国际和国外的非政府组织缺乏有效的沟通，这可能与中国几千年的体制有关。中国政府是强势政府、强势行政机关，潜意识中也就认为外国政府也是强势政府，以为政府就可以代表整个社会和所有公民，所以政府间的沟通谅解就够了。<br>这种情况源于我们对国外的宪政体制不甚了解。现代民主国家是三权分立，政府仅仅是立法机构的的执行机构而已，重大事项必须经议会批准。<br>在发达国家中，公民的力量同样是弱小的。虽然选举时是一人一票，但选举之后如何监督政府？官方组织是议会，民间组织则是各样各样的非政府组织。事实上议会也算不上是公民代表（议员属于代议制），非政府组织及媒体才是公民代表。虽然各种非政府组织及主流媒体的主张是截然不同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但它们能影响政府决策和议会表决。<br>而且，很多非政府组织及主流媒体的意见与议会和政府往往是对立的，这在民主国家中是屡见不鲜。与官方的沟通越好，很多时候却往往导致这个国家公民的更多疑虑。因为发达国家公民从来就不认为政府有多好有多纯洁，所以必须加以监督。<br>非政府组织及主流媒体能对政府和社会施加多大影响呢？从中国玩具事件中可以体会一二。<br>美国美泰公司因芭比娃娃而闻名全球，于2007年召回了2020万件中国生产的问题玩具，其中&nbsp;85%的产品是属于美泰公司设计不当引起的。然而几乎所有报道这次事件的美国媒体都是这样写的：这些产品主要由美国厂家从中国进口，所使用的油漆或表面颜料含铅量达危险水平。甚至象《时代》、《纽约时报》这样著名的主流媒体也做了大量的不实报道。美国制造商协会、美国塞拉俱乐部等非政府组织也都推波助澜，中国产品一时是风雨飘摇。<br>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这是戈培尔的名言。在这次事件中，发达国家的公民也被蒙蔽误导了。虽然美泰后来为此向中国道歉，但造成的恶劣影响已不可挽回。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公民容易被蒙蔽误导？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些跨国公司的形象是非常令人尊敬的。不仅有令人放心的品牌、质量和服务以及管理、技术，给予员工非常优厚的薪水和福利，还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既然它们不可能出问题，那就只有中国的制造工厂出问题了。<br>欧美国家的消费者在享受经济全球化的好处时，可能他真的认为“世界是平的”：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下，欧美消费者得到了物美价廉的商品，同时也为中国工人带来了工作机会和报酬，而且这些报酬要远远高于中国的工资水平。<br>　　但他们可能不知道，中国企业得到的收入微乎其微。一个芭比娃娃卖6.99美元，中国企业才得到了35美分。如此之低的代工费还经常被跨国公司以种种理由克扣，“血汗工厂”的出现也就毫不奇怪了。跨国公司此举难道不是在“逼良为娼”吗？是有社会责任感的表现吗？<br>但如果我们不沟通不解释不通过有效的途径说明情况，国外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媒体、公民怎么可能知道这一切呢？就是中国民众，不也是这几年才知道真相的吗？<br>既然中国缺乏与国际国外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必要的沟通，别人不理解以至指责我们就很正常了。指责别人“妖魔化中国”是极其愚蠢和极其不负责任，难道中国的儿童就不在被这些含铅玩具毒害吗？这种害人又害已的黑心工厂难道不应该被谴责吗？<br>其实不光是外资的中国代工厂沦为“黑心工厂”，媒体披露的迪士尼、沃尔玛、耐克、富士康等外企“血汗工厂”还少吗？此前我们给外资戴的高帽子是不是太多了一些？外资企业是为了利润而来的，不是来当救世主的。以前全是正面新闻“一面倒”，现在则是负面新闻成堆，本国民众都难以转得过弯来，外国的非政府组织、媒体、民众又怎么能够理解？<br>&nbsp;&nbsp;&nbsp;&nbsp;第三个原因是外企的强势地位造就了少数外企频频违法。<br>中国经济增长依靠“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由于内需持续低迷，经济增长更多的是靠投资和出口。中国外贸依存度高达80%以上，其中加工贸易又占57%。据《2006年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白皮书》披露，迄止2005年末外企员工已达到2500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员的10％。这10％创造的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28.6％，创造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31.41％。<br>据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2006年8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在39个工业行业中，外企在23个行业中占有优势地位。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外资公司的产品已占据1/3以上的市场份额。外资企业在高新技术出口领域占据了80%，90%的出口产品使用的知识产权来自国外。<br>中国的复杂性在于，中国有很多假外资企业（实质上是内地资本），但也有很多假中资企业。如广东发展银行、华夏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等银行，中国平安、新华人寿等保险公司，蒙牛、双汇等中国名牌，其实都已经被外资控股了。所以，要统计外资企业的真实实力是非常难的，但外企的地位的确越来越强势了。<br>值得深思的是，外资企业的强势地位有很大一部分出自政策因素。中国的很多行业都采用了先对外开放再对内开放的策略，外资企业凭借超国民待遇和避税手段，使其能以较低价格开拓和占领国内市场，已对内资企业产生了巨大的挤出效应，大大压制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换言之，外企产生了明显的“挤压效应”。<br>同时在“市场换技术”过程中，往往以外资母公司的内部技术转让代替技术引进，以购买专利和许可证代替技术引进，以外购成品半成品代替技术引进，只要一形成市场垄断就中止技术更新，再加上外资母公司的技术锁定，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极为有限。换言之，外资并未明显带动中国的技术进步。<br>但外企的话语权不断扩大却是不争的事实。从外企动辄以撤资来威胁地方政府，到各式各样的为跨国公司游说的利益集团，再到54家跨国公司联合上书国务院，不得不令人警惕。<br>第四个原因是中国民众的盲目崇拜助长了少数外企屡屡违法。<br>中国民众似乎从清末开始就对外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崇拜，不光体现在对外国产品的顶礼膜拜，更体现在思想深处的“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这当然不是一个大国国民应有的健康心态，但大众的认知是如此顽强，以至于外资企业都被神化了。<br>不要以为外资企业就是法律和道德的楷模，它们在本质上依然是经济动物，仍然崇尚狼文化。即使在本国，外资母公司依然是狼，只不过给套上了镣铐。政府、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公民都在时刻提防着这个经济怪兽、资本魔鬼，不惜以最挑剔的目光给以最严厉的审视。在这种氛围下，外资母公司不得不倍加小心，在本国宛若柔顺的小羊，以此来博得各方的信任。鹰临倒不认同发达国家的法制一定健全以致无隙无钻，而是因为法制国家的法制威慑力是如此之强大如此之严厉，以致于没有人敢轻易钻这个空子。<br>但法制国家并未对因此有最丝毫的松懈，他们深知资本是会吃人的。至于企业社会责任，那是与人权运动、消费者运动、环保运动及劳工运动一起努力的结果，而非企业的自愿选择。外资母公司就是因为发现消费者愿意花更多的钱去购买富有社会责任感企业生产的产品，才积极参与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br>只要离开了这种环境，少数外资就一定会露出唯利是图的本来面目。对这一点中国民众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而不是盲目的崇洋媚外，天真的把外资企业捧上法律和道德的至高点。要成为大国公民，就得走出外资企业就是法律和道德楷模的误区。<br>第五个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分崩离析的诚信体系怂恿了少数外企频频违法。<br>毒粮油、毒奶粉、有毒鱼、毒食品、毒蔬菜、毒品……假药、假酒、假烟、假名牌、假化肥、学术造假……黑大米、黑煤窑、黑砖窑、黑心棉、黑心店、黑社会……伪造印章、数字、批文、专利、发票、凭据……再加上豆腐渣工程、注水肉、红心蛋、以劣充好、水货、矿难……，真的难以置信这是在中国——一个以“礼仪之邦”著称的文明古国每天发生这样的事件！如果这样的国家都以诚信自居，试问哪种国家不是诚信国家？如果这种企业都有发展前途的话，全球还有哪个企业没有发展前途？<br>与此同时，“不要学中国人”甚至成了发达国家的共识。与其指责这是在妖魔化中国，还不如扪心自问下：这难道不是中国的现实吗？中国还有哪个地方找不到假冒伪劣产品？<br>&nbsp;&nbsp;&nbsp;&nbsp;&nbsp;究竟是中国企业的诚信缺失导致了中国社会的诚信危机，还是中国社会的诚信缺失加重了中国企业的诚信危机，差不多已成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鹰临天下必须指出，当前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对外企过激的言论，并非出于民族主义情绪，而是出于中国社会的诚信危机。在一个缺乏信任的社会里，普通民众无法判断一个外企是否真是令人尊重的“企业公民”，特别是风闻这家外企可能存在质量问题和违法行为后，这种情绪就会来得特别强烈。即使事实上这个外企是清清白白的，民众从心理上也可能认为那是“外企公关”的成果，没有诚信的基础就没有沟通的可能。<br>&nbsp;&nbsp;&nbsp;&nbsp;对于社会而言的诚信体系，对于企业管理者而言就是信托责任，对于企业而言就是企业社会责任。现代社会分工已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注重团体协作，相互信任就是团体协作和社会分工最起码的基础。没有一个健康的诚信体系，是无法打造职业经理人的责任感的，企业的社会责任更成了一纸空文。<br>如果不含偏见的将外资企业放在中国社会这个大舞台上，外资企业的所作所为也就不难理解了：既然中国人不讲诚信，我为什么要讲诚信？既然中国人不讲诚信却得不到处罚，我为什么不能？既然诚信并非拓展中国市场的必要因素，为何不“本土化”呢？<br>由此鹰临天下认为，外资企业违法看似是个外部性问题，实质属于中国诚信危机的内部性问题。这也给了鹰临天下一个启示，那就是在全球垂直分工、产业链转移、价值链整合等势不可挡的大形势下，我们一定站在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至高点，才能不孤立片面的看待少数外资企业屡屡违法，才能跳出陕隘的地域和文化之争，才能看清问题的实质，而不是盲人摸象、人云亦云、盲目排外。<br>]]> 星期五, 09 五月 2008 05:14:46 GMT http://blog.china.com:80/u/060919/11019/200805/2569664.html 2008-05-09T05:14:46Z http://blog.china.com:80/u/060919/11019/200804/2395517.html <![CDATA[ 江帆<br><br>因我是喝鄱阳湖的水长大的，偶尔在网上看到一篇“鄱阳湖的文明碎片”，便眼前一亮：话说鄱湖之滨有芝山，芝山上有芷水（止水之误），“这是南宋丞相江万里眼见大宋气数已尽，不想做忘国奴，而投水自尽的地方”。万万不料，只见这位博主笔锋一转，口出狂言，说什么江万里老先生竟还要为南宋末年的昏君卖命，“死得活该”！江万里“所维护的无非是病入膏肓的一代昏君，竟置万千黎民百姓于不顾”，纪念这样“愚忠”的人，“只能说明他们追求和崇尚的仍然是忠君而不爱民的文明”。<br><br>不看则已，一看实在憋气得很——不光是为个别人信口雌黄玷污了我的先祖江万里。我只是在想，这个社会最最要命的毒瘤是什么？不是别的，恰是仅存的一点价值观也被兜底翻转了，历史的黑白颠倒了，社会的道德没有底线了！<br><br>这不是个别人、个别文章、个别历史人物评价的事。想起几年前的高中历史教学大纲风波，有人“虽然也肯定岳飞、文天祥这样的杰出人物在反对民族掠夺和民族压迫当中的地位与作用”，但建议要取消他们的民族英雄称号；甚或有人一方面把岳飞说成是“破坏民族团结”，一方面为秦桧之流翻案，居然还标榜为“个人的研究成果”、“个人的学术发现”。结果，自然受到网友们的质疑与抨击。<br><br>历史杰出人物的千秋功罪，民族英雄的盖棺论定，谁人曾与评说！<br><br>有宋一代,民族英雄的代表人物非岳飞莫属；南宋末期的民族英雄，现在一般以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为代表，其实，文天祥的太老师江万里应该是当之无愧的。流传几百年的蒙学读本《鉴略》就是这样说的：“执义文天祥，捐生江万里；世杰陆秀夫，临死心如矢。”<br><br>江万里、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执义捐生”，“临死心如矢”，其精神支柱无疑是忠君爱国，也就是岳飞背上刺的“尽忠报国”（或曰“精忠报国”）四个字。从今天的眼光看来，他们的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是与“主辱臣死”的伦理道德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在他们的价值体系里，“君”与“国”其实是一体的，“君”就象征着“国”，所以陆秀夫背着幼帝投海，便宣告“宋亡”了。而民为国本，忠君爱国，自然包括爱护人民、保护人民在内。文天祥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突出的正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乐在田家欢笑中。”“乐岂在邦君！”流传下来的江万里的诗词极少，却最能反映他“先天下之乐而乐，后天下之忧而忧”的廉政、勤政主张，最具“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和亲民意识。江万里、文天祥力主抗元，也正是为了保境安民，套用一句时髦语言，叫做维护南宋人民的人权。所谓“忠君而不爱民”，如果不是睁着眼睛瞎扯，又是从何说起！<br><br>不错，南宋的皇帝确实昏庸，朝政确实腐败，那么，“为昏君卖命”还有什么意义！可是，你何不看看历史上是哪方代表了先进生产力？何不分分侵略与反侵略的界线呢？无论宋政权如何腐败，宋代经济文化远较女真、蒙古先进，总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吧。当活字印刷已在宋出现之时，刚刚从游牧部落膨胀起来的女真、蒙古尚无文字。宋代中国技术领先于世界，中原工商业之繁荣，从名画《清明上河图》即可略窥一二。这也与宋辽之间停止交兵，提供了百多年的和平环境是分不可的。而金兴兵灭辽伐宋，劫掠百姓，破坏生产；蒙古铁骑所至，为祸更烈。这才是在开历史倒车，摧残文明呢！岳飞和江万里、文天祥的奋力抗争，决非仅为一姓一族之兴衰，而是代表文明社会抗击野蛮落后势力侵略的壮举，用今天的观点来看，谁可以说不是在捍卫文明，无论成败，谁又能无视其推动中华民族成长和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的历史意义呢！<br><br>何谓民族英雄？民族英雄是捍卫本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利益，在抗击外来侵略的斗争中表现无比英勇的人。这一定义适合于任何民族。<br><br>民族英雄的论定，并不受地域和历史时间的限制，从来也不以成败论英雄。“天地有正气”，“凛烈万古存”。从屈原的“虽九死其犹未悔”，到太史公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从岳飞的《满江红》，到文天祥的《正气歌》，他们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爱国精神，传之千秋万代。这种民族精神，为国慷慨捐躯的浩然正气，是超越族群的道德精神。这种爱国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道德准则。这就是日月昭昭的民族大义。这就是民族英雄的“普世价值”。<br><br>江万里与文天祥虽未能阻遏元军的进犯，但不计成败，抗争不屈，大义凛然。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江万里的“与国为存亡”，作为中华民族英雄的这种崇高气节，超越种族，惊天地、泣鬼神，彪炳于源远流长的史册，是中国各族共有的精神财富，何其宝贵！其精神已经融入中华民族骨髓，成为中国的思想脊梁，岂能否定！岂能否定得了！<br><br>岳飞乃至江万里、文天祥的时代，还没有形成“中华民族”的概念。站在今天历史的高度，原先的金、元都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了。事实上，即便在当时，女真对岳飞，蒙古对江万里、文天祥都是很尊崇的。整个一部《宋史》，《宋史》中的岳飞传、江万里传、文天祥传，岳飞的抗金事迹，江万里、文天祥的抗元事迹，还不是元朝丞相脱脱主持编撰，秉笔直书的么？今人怎么就没有这点不用“曲笔”的史家情怀和史德呢！“良史”传统到哪里去了！唯物史观到哪里去了！说什么怕伤了某些少数民族的感情而取消他们民族英雄的称号，岂能成其为多虑的理由！<br><br>在南宋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之际，江万里积极主张抗战，维护民族尊严，同朝中以贾似道为代表的投降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公元1267年至1269年春，蒙古军按照大汗忽必烈的战略企图，先后全力围攻长江中游的南宋军事重镇襄阳、樊城，大军压境，南宋岌岌乎危哉。咸淳五年（1269年），也就是樊城遭蒙古军围攻之后，度宗再次想起被誉为“国之柱石”的江万里，遂任命他为左丞相兼枢密使。江万里力主抗元救国，“以襄樊为忧，屡请益师往救”，都遭到贾似道的拒绝。国家危亡的非常时期，江万里又被投降派排挤出局。就在襄阳被围困的紧急关头，贾似道却“日坐葛岭，起楼阁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乐其中”。打死我也不明白，“竟置万千黎民百姓于不顾”，怎么反而成了是江万里的罪状呢！奸臣误国可以视而不见，甚至可以为之洗刷、翻案，汉奸投降派被描画成“民族融合”的先锋派；死得其所的忠义之士却成了“死了活该”的“愚忠”，死节七百多年后竟受到如此中伤、玷污。卖国有理，爱国有罪。公理何在！“普世价值”何在！<br><br>德祐元年二月（公元1275年）2月，元军水陆齐进，兵临城下。鄱阳湖边的饶州孤军无援，被元军攻破，州守殉难了，通判弃城投降了。在这危难之时，退休了的江万里协同军民日夜坚守，乃“从容坐守以为民望”，直至元兵入其宅，他才起身离座，握着门生陈伟器的手与之诀别，老泪纵横，说：“大势不可支，余虽不在位，当与国共存亡。”言毕，投入“止水”池中，以身殉国。在江万里的感召下，他的一家上下老小也大都自尽，“一时尸积如垒”。他的胞弟江万顷不屈不挠，也被元兵肢解而死。国破家亡，一门忠烈，岂不可歌可泣！<br><br>江万里生逢末世，却志存高远；几经宦海沉浮，却仍然刚正不阿；民族危亡的关头，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国破家亡，宁愿以死报国。江万里的气节，正是集中体现在内忧外患国难当头的关键时期所表现出的这种民族大义上，这是一股宁死不屈、宁折不弯的浩然正气。他的一身浩然正气长存于天地之间！<br><br>就是这股子英雄主义的浩然正气，铸就了中华民族的钢铁脊梁。有了这条钢铁脊梁，中华民族就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继而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没有这条英雄的钢铁脊梁，中华民族将变成一个断了脊梁骨瘫坐在轮椅上的民族，永远受尽欺凌。<br><br>借用媒体上一篇文章的段落作结吧。有位外国哲人说过：没有英雄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同样，有了英雄却又千方百计地亵渎和玷污的民族，也同样没有希望。因为，这种亵渎和玷污，割裂了民族的文化脉络和精神传承，颠覆了千百年来形成的民族价值观念，这无疑于在摧毁民族的根基。<br>]]> 星期日, 20 四月 2008 11:00:03 GMT http://blog.china.com:80/u/060919/11019/200804/2395517.html 2008-04-20T11:00:03Z http://blog.china.com:80/u/060919/11019/200804/2378850.html <![CDATA[ 欧美挺藏独真用心：逼中国金融开放无底线&nbsp;<br>&nbsp;保卫“金融安全”比“奥运圣火”艰巨百倍&nbsp;&nbsp;&nbsp;<br><br>张庭宾<br><br>&nbsp;&nbsp;&nbsp;&nbsp;&nbsp;这些日子来，越来越多的华夏儿女在世界各地保卫奥运圣火，他们的行为令笔者感到振奋。不过也想提醒中国人，有一个保卫战比保卫奥运圣火可能更艰巨百倍，重要百倍。<br><br>&nbsp;&nbsp;&nbsp;&nbsp;这就是保卫中国的金融安全，在国际遏制中华崛起势力以力挺“西藏独立”，威胁抵制奥运会，逼迫中国金融开放的情况下，保卫金融安全和保卫奥运会成功举办可能出现两全难的选择。<br><br>&nbsp;&nbsp;&nbsp;&nbsp;事实已经众所周知，3月14日，西藏拉萨发生打砸抢烧事件后，藏独在世界多个城市破坏北京奥运会圣火传递。某些国家不仅未尽到当地圣火传递的主办国责任，一些西方媒体竟而完全违背自己标榜的客观公正的新闻观，颠倒黑白，攻击中国，侮辱中国人民。<br><br>&nbsp;&nbsp;&nbsp;&nbsp;而一些有明显政治倾向的西方政治家也日益浮出水面，他们近期不顾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反对，接二连三地先后接见达赖。3月25日，在被问及是否会抵制北京奥运会时，法国总统萨科奇居然称“目前不排除任何选项”。<br><br>&nbsp;&nbsp;&nbsp;&nbsp;4月份以来，欧美政治精英们更加肆无忌惮。4月9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呼吁中国结束在西藏的“镇压”行动，释放那些在“非暴力”示威活动中被逮捕的藏人。敦促中国政府与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进入“实质性对话”阶段。4月10日，布鲁塞尔举行的欧洲议会全会也通过了类似的“西藏问题决议”。呼吁欧盟成员国首脑将中国政府与达赖对话作为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条件。<br><br>&nbsp;&nbsp;&nbsp;&nbsp;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当今全球这些重量级的西方政治家们，欧洲议会和美国众议院的精英们，在奥运会前，为什么利用所谓“西藏独立”的问题集体对中国发难呢？<br><br>&nbsp;&nbsp;&nbsp;&nbsp;他们是为了自己宣扬的所谓“自由民主”信仰？如果是，那么他们可是打了自己一个大大的耳光，因为达赖所代表的西藏旧统治是典型的“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其残忍和野蛮性世人共愤，其与西方式说教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政治伦理水火不容。<br><br>&nbsp;&nbsp;&nbsp;&nbsp;他们真的为了西藏独立？不可能！稍微有点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下，试图实现西藏独立是根本不现实的，可他们为什么替达赖这位74岁的老者——他一旦故去，其势力政治的利用价值必一落千丈——下如此大的政治经济筹码呢？<br><br>&nbsp;&nbsp;&nbsp;&nbsp;答案只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那么，他们最终目的是为了破坏奥运会吗？应该不是，奥运会是全世界人民的运动会，中国北京只是代办方而已，在中国以最大诚意做出力所能及的努力后，如果因为政治等非体育因素失败，那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和损失。况且，如果他们不想让中国办成奥运会，当年不把奥运会交给中国举办就可以了。<br><br>&nbsp;&nbsp;&nbsp;&nbsp;但是，假如中国把成功举办奥运会作为展示大国形象，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重要窗口，甚至作为至高无上必须成功的首要目标。那么，以西藏独立等为借口，以抵制奥运会为威胁，要求中国出让貌似无关轻重，但实际比十个、一百个奥运会更重要得多的国家战略利益，把奥运会变成扼住中国大国崛起脖颈的“绞索”，却是深合兵法“欲先取之，必先予之”的绝妙策略。<br><br>&nbsp;&nbsp;&nbsp;&nbsp;这种势力最想倒逼出的战略利益是什么呢？中国金融的无底线开放！他们在过去两、三年中已经采取种种手段威逼利诱中国放弃最后防线，而很多仁人志士在千方百计地抗争，中国政府迄今未做出关键性重大让步。<br><br>&nbsp;&nbsp;&nbsp;&nbsp;这个金融“无底线开放”至少包括四个内容：<br><br>&nbsp;&nbsp;&nbsp;&nbsp;1，要求中国继续大幅加快人民币升值速度，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甚至实施自由浮动汇率制度。要求中国央行承诺不再干预外汇市场；<br><br>&nbsp;&nbsp;&nbsp;&nbsp;2，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资本项目可兑换，尽快放行“港股直通车”，确保国际热钱自由安全地出入境；<br><br>&nbsp;&nbsp;&nbsp;&nbsp;3，尽快推出股指期货等金融衍生品工具，从而使中国资本市场更加变幻莫测，难以监管，更有利于国际热钱操纵；<br><br>&nbsp;&nbsp;&nbsp;&nbsp;4，尽快撤消外资金融机构控制中资银行的25%上限比例限制，可以实现对中资金融机构的无上限比例限制的绝对控股。<br><br>&nbsp;&nbsp;&nbsp;&nbsp;如果中国国家和民众为了必须成功举办奥运会的虚荣，在上述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那么将意味着中国很可能在短期内遭遇前所未见的金融危机。中国国家和人民将遭受十万亿计人民币的重大损失。<br><br>&nbsp;&nbsp;&nbsp;&nbsp;可能会有人认为这是危言耸听，那让我告诉你一个事实与数据。自2005年7月，人民币兑美元不断加速升值以来，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损失了约2000亿美元！而且还在不断加速放大损失；从2007年上半年人民币存款“负利率”以来，中国居民储蓄的负利率损失已经超过10000亿人民币，今年初以来，每月损失1200亿元人民币以上！那么，这些损失的钱那里去了？被美联储转嫁次贷危机的损失了，被热钱变成了他们的投机收益了！<br><br>&nbsp;&nbsp;&nbsp;&nbsp;以上这两笔账还没有计算A股市场遭腰斩的投资者损失，也没有计算央行被迫对冲国际热钱投机带来的巨额外汇占款所支付的利息损失。<br><br>&nbsp;&nbsp;&nbsp;&nbsp;仅以外汇储备和居民存款负利率这两笔损失，就已经高达约3300亿美元，或2.5万亿人民币。相当于中国损失了半年的财政收入，7年的军费(以2007年的3500亿计算),30艘航空母舰被击沉，每个中国人丢了2000元钱。按照北京奥运会顾问估计的总投入5200亿人民币计算，足够办5个奥运会的。<br><br>&nbsp;&nbsp;&nbsp;&nbsp;不仅如此，更可怕的是，如果上述金融开放的底线被攻破，中国很可能遭遇金融危机，其损失至少十倍于上述两项损失，而且中国人很可能永远丧失金融自主权，成为永远替西方金融寡头无休止服苦役的劳工。它将给中国和平崛起和中华伟大复兴以致命一击。<br><br>&nbsp;&nbsp;&nbsp;&nbsp;对中国发动这样的金融打击背后有如此巨大的利益，因而这些势力必定不惜血本，不惜自毁脸面，甚至不惜非常规手段威胁抵制奥运会，做空中国。<br><br>&nbsp;&nbsp;&nbsp;&nbsp;因此，所有想捍卫国家金融安全，保卫自身财富安全的中国人，都要充分估计这场博弈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应该团结起来，有利有理有节，竭尽全力地进行斗争。<br><br>&nbsp;&nbsp;&nbsp;&nbsp;最后有一个选择题，每个中国人都可能会面对——如果在成功捍卫国家金融安全和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两项中，只能选一个，你会怎么选择?<br><br>&nbsp;&nbsp;&nbsp;&nbsp;真诚地希望，自己只是杞人忧天。（作者为资深财经媒体评论人）<br>]]> 星期五, 18 四月 2008 06:10:23 GMT http://blog.china.com:80/u/060919/11019/200804/2378850.html 2008-04-18T06:10:23Z http://blog.china.com:80/u/060919/11019/200804/2334481.html <![CDATA[ 圣火跌跌撞撞，外交庸庸碌碌<br><br><br>东方日报／北京奥运圣火的传递有如苦难的国际长征，一路跌跌撞撞，饱受屈辱。奥运圣火的火燄既照出海外华人的拳拳爱国心，也折射出西方社会对中国根深柢固的敌意，更衬托出北京当局近年外交工作的庸庸碌碌。&nbsp;<br><br><br>圣火传递到现在，闹得最厉害的地方是英国伦敦与法国巴黎，在这两国政府的暗助明纵之下，奥运圣火被藏独组织一路暴力攻击，若不是海外华人自发前往护，奥运圣火恐怕早已被藏独组织亵渎了。圣火受侮，让全体中国人想起了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也唤醒了全体华人对于八国联军侵华的痛苦回忆，点燃了中国民族主义的火燄，促使所有中国人放下歧见，共同走到保奥运的旗帜下。&nbsp;<br><br>&nbsp;<br><br>面对海外华人澎湃的爱国热情，国人不禁要问，当局的外交为何如此失败呢？为何前两年英法两国还跟中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係，转眼间就变脸了呢？驻英法的外交官，又怎麽做英法人民的工作呢？&nbsp;<br><br>&nbsp;<br><br>很明显，当局对奥运圣火在伦敦、巴黎所面临形势的严峻性严重估计不足，要不然怎麽会在伦敦安排最长的传递路线呢？是不是对双边关係太过乐观，对英国当局太过信任了呢？再比如在法国，原先双方协商好，在市政厅举办欢迎仪式，市政厅不挂反华标语，岂料圣火到达五分钟之前，法国人便挂出藏独旗帜，企图以猝不及防的方式逼中国人就范，但事先驻法使馆怎麽没掌握情况，又怎麽沟通交涉的呢？&nbsp;<br><br>&nbsp;<br><br>暴乱为先应外合&nbsp;<br><br>&nbsp;<br><br>如果看得更清楚一点，就不难发现，今次跟随藏独起哄，不分青红皂白，进而颠倒是非杯葛奥运会的西方政客，很多是人民大会堂的常客、钓鱼台的国宾。比如，宣布杯葛奥运开幕式的英国首相白高敦，不久前刚刚访华，从北京手中兴高采烈地接过大礼包；再比如，法国总统萨尔科齐去年访华时收到的定单就高达三百多亿美元。岂料这些政客，嘴角的油水尚未擦乾，转眼就在自己国内藉藏独大肆羞辱中国。西方政客的虚伪固然可耻，但北京当局的幼稚也令人可笑。&nbsp;<br><br><br>豺狼的后代，总归是豺狼，不会变成绵羊。面对藏区骚乱这个几十年未遇的良机，这些当年英法联军的后代，又怎会心慈手软呢？他们难道会因为收到重礼，而变成绵羊吗？难道喝过中国国酒茅台，就能洗脱他们身上的贪婪本性、仇华本质？相比前几代的中共领导人，这一代的领导层和平麻痹思想太过严重，以为推杯把盏就是哥儿们，微笑握手就是兄弟，根本没有领会到国际关係的本质就是竞争，外交的实质就是斗争，以斗争求合作，才能获得真友谊，退让妥协，只能让豺狼得寸进尺。&nbsp;<br><br>&nbsp;<br><br>其实，今次藏区骚乱以及杯葛奥运事件，是西方在中国开展的奥运革命，与西方实施所谓的颜色革命实际是一码事。以培养、扶植、利用中国境内外的政治反对派作为代理人，调境内的街头暴乱为先导，西方媒体的炒作、造势紧随其后，西方列强政客出场关切、以制裁作大棒，应外合，直指中共政权。可惜，北京当局还故作天真，要「微笑面对世界」。&nbsp;<br><br>]]> 星期一, 14 四月 2008 02:42:38 GMT http://blog.china.com:80/u/060919/11019/200804/2334481.html 2008-04-14T02:42:38Z